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肖像

　　孙芙蓉

　　夏斌一直是国内最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记者曾对他进行过多次采访。2007年1月5日，烟雾缭绕中，与夏斌在金融街聊了两个多小时。与不断的写作和经常性的沉思不无关系，夏斌烟抽得较凶。听烟雾中他的声音，他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恍然有种雾中看花的感觉。这种错觉转瞬消失了，他的声音，他讲的内容，恢复了惯有的确切、生动。我边听，边在记忆里为他勾勒出一幅肖像，我想起他的讲、听、写、行……

　　讲，深入浅出，惟妙惟肖

　　在一次采访中，夏斌似开玩笑地说，“也许年纪老了，去当一个电视财经节目主持人，与各种各样的人物交谈，那是很有意思的。” 他最近在为本刊写的一篇随笔中提到，下乡上山时，一些人茫然度日，他却拖着劳累一天的身子，每天深夜油灯下学习城里带来的哲学著作，自刻钢板印讲义，给同龄人讲辩证法，城里下乡的知青和村里的青年无不听得入迷。也许那是他最早的讲课，是他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表达能力的最早锤炼。

　　作为国内经济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自然“讲”在夏斌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的比重。他任所长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金融改革和发展中重要的理论和政策。突出研究金融领域具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和预见性的问题，直接为中央、国务院决策服务。怎样服务，除了写报告，很大程度上是要取决于讲了。去全国政协经济界讲、人大领导邀请去讲。国务院在重大决策性文件出台之前，也经常会倾听经济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去年初，在国家领导人主持的会议上，当他建议中国内外经济矛盾下要纲举目张，确立内需主导发展战略，谈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时，举例说：“中国当前在世界的位置，就像国务院第二会议室，过去，门开了，进来了几只蚂蚁，无人察觉，大家仍在聚精会神开会；现在呢，门开了，跑进来两只小母猪，在大家脚下拱来拱去，谁也不能集中精力开会了。……”在满堂的笑声中，国家领导人马上接口说：“夏斌，不是两只小母猪，而是两只大

　　如何使金融研究成果变为金融行业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是否能讲到位，讲出效果。作为演讲嘉宾，他在宏观经济、资本市场、汇率、货币政策、监管政策等各种问题的大大小小研讨会上出现和发言。他去年参加并发言的各种会议没有上百场，也有几十场，每次都见一大群记者拥向他。有时候没有稿子，侃侃而谈。有时候，拿着一两页小纸，但大多并不看它，还是一样脱稿发挥。他可从任何话题切入要说的内容，有时还真为他捏着一把汗，你根本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走，猜不透他接下去要说什么话，也许正因如此，才紧紧抓住了听众。

　　演讲的能力需要常年练就。据现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原是人行的国外局)、人寿人保公司与他同龄的一拨司局级干部回忆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凭着在大学学习《资本论》的功底，年少志高，给机关干部开课讲授政治经济学。1985年刚从日本野村公司研修回来的夏斌，时值年轻小伙，受当时金融管理司杨树屏司长之邀，给主管金融市场的全司干部讲授股票债券知识。

　　当今，全民普及金融知识更是我国金融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CCTV的“中国经济大讲堂”、360度频道、上海电视台的“第一财经大讲堂”、各地的平面与电视媒体的采访……他难以拒绝。口才和有效表达能力的背后是长时期金融实践经验的积累，他深入浅出的话语深受电视观众喜爱。电视台经常邀他“救急”。一次央视记者来电话，急邀他当嘉宾陪白岩松，他一看，节目播出时间快到了，抓上件西装自己驾车就出发了。还有一次，记者来电话，又是急的，已是7点， 9点开播的节目还没有，此时的夏斌正与家人在路边的小饭馆吃饭，衣着、交通都不便。记者连说，“帮忙、帮忙”，硬是扛着机器打“的”找来，还借了一个客人已预定的包间开拍……记者说，由夏老师讲，我们放心，不讲套话，政策又把握得好，上级领导一审就通过。

　　听，采集酝酿，百花成蜜

　　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要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必不可少，调研的过程中，听是一个重要方面。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习惯，把生活中听到的一切，变成经济学研究的素材。

　　夏斌喜欢与人聊天，聊天的对象有专家学者，也有朋友、市场人士、小摊摊主和商场服务员。聊天的时候，他有一半时间在倾听，有时候他会突然扔出一个想法来征求你的意见。熟悉他的人知道，这正是他的经济学研究进行时。他每次接待外宾回答外国同仁问题时往往顺机反问，抓紧调研。

　　80年代改革初期，他面对“吴价格(敬琏)”与“厉股份(以宁)”的激烈“论战”，分别与俩老说，你们说得都对，但合起来更好。价格与股份的关系，就像打一场篮球，要有运动员，也要有运动规则。“厉”谈的是比赛要有运动员，“吴”谈的是打篮球要有“规则”。光是运动员或光有规则都打不成篮球。随后他还给吴敬琏写了一封信，建议改革的方案一定要在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才可以作出。应像周恩来建国初期搞科技十年规划一样，精心设计中国经济总体改革规划。

　　笔者还记得，三年多前，在新疆参加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年会时，夏秋季节乌鲁木齐的天很长，那天会后太阳老高，我们几个在街上买了一个大大的馕，夏斌与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等几位行长边走边吃，边吃边聊，董文标也是下过乡的人，与夏斌聊到下乡的日子，其他几个行长也参与了，谈当时的经济，又谈到时下的国际金融，当然话题最多的是谈商业银行运作。这次夏斌一改健谈的习惯，说得不多，只是静静地听，又仿佛若有所思，我问他想什么了，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在这明净的蓝天下，我听到的是银行业和谐共赢的小奏鸣曲呢。

　　经常与他参加一些小型学术讨论会的人有感触，夏斌没有特别的事几乎不早退。席间，其他专家发言特别是讲到他不熟悉的领域时，经常可看到他眼睛眨巴眨巴的，一副可爱之态。就是在年轻人面前，碰到不熟悉的领域、知识，他也会实在地说，这方面我不懂，不如你。

　　写，应时而书，应事而作

　　国内的经济学家中，夏斌属于写得多的一类，用著作等身形容他并不为过。他的经济学著述的最大特点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的现实，有的放矢，一针见血，文字简练。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隔三差五地在《中国金融》杂志上发表文章，曾主持《金融时报》股票债券知识专栏。在人民银行任职期间，他的《货币供应量不应作为当前唯一的货币调控目标》一文，在人总行内部引发讨论，被评为当年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还是当非银行司司长期间，他发表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引起各类媒体竞相转载、报道。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金融控股公司研究》，是此方面研究第一书。

　　他任所长后，能静下心来写作的时间充裕了，作品也相应多起来。近年来在国研网上的就有204篇报告，30万字之多。这些分析报告中有许多新思路、新观点，受到了决策层的重视，在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例如：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前他撰写的报告：《四大银行风险一揽子化解方案》立刻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也许是巧合，与以后中行、工行的改革方案内容有多处是不谋而合的。《委托理财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必须结束》、《“以股抵债”不宜作为一项制度推行》、《中国汇率的多视角思考》、《当前保留7000亿外汇储备为宜》、《央行必须尽快动手，提高准备金率0.5%～1%》等，夏斌的报告，均是对当时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提供思路和解决办法的。仅2003年，他主持负责的金融所就撰写呈送中央政治局、总理、副总理等国家主要领导的专送件3篇、择要16篇、调研报告16篇、调研报告专刊4册，合计39篇。

　　夏斌认为，他做的研究工作主要得益于近30年与金融业的“姻缘”，“任何人都不是天才，尤其是当你致力于研究某一专业领域的时候”。他回忆自己大学念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分到财政部门工作，他说那时连贷款余额、现金流等基本概念都搞不懂，“不懂就得学”，好学的夏斌利用工作之余，1982年，以惊人的毅力考入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货币银行专业研究生，一直到后来出任深交所总经理、央行非银行司司长，至今他也不敢有丝毫懈怠，每有闲暇就读书写作。“不是谦虚，确实越学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知识学养不够，越是想抓紧时间多学些。”或许，他的话道出了他写有所成的缘由。

　　行，风雨兼程，开拓奋进

　　“我行故我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践行，他的人生道路，与一般人最不同在于，不仅重在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提高，更在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社会经济运作的介入和推动。研究生毕业后，他在金融研究所从一般干部干到副所长，后出任过证监会部主任，深交所总经理，又回到人行任政策研究室主任、非银行司司长。他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工作后，社科院、北大、人大、央行研究生部的一些博士生、硕士生纷纷慕名来到这里。

　　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工作期间，1987年参与了国库券流动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初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时，在深交所第一次会员大会上慷慨激昂动员时的情形，“我们要拼命地干，因为我们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等老了回忆时，我们的努力在中国证券史上即使写不上几句话，哪怕是划上一个标点符号也就足以自慰了。”

　　正如夏斌所说，当时的股市属草创时期，连开户、营业网点设置、电话通讯都存在问题，需费尽脑汁。更可怕的是股市大跌的时候，股民承受能力有限，几乎每天都有恐吓信，甚至有人扬言要炸掉交易大厅。

　　“为了躲避麻烦，我曾在香港买过假胡子，我乘坐的汽车曾经被人枪击过，”夏斌谈起这些往事时是那样的轻描淡写，这也是勇者谈到自己经历时候常有的态度。他乘坐那辆凌志400遭枪击事件，至今查无下落。

　　当央行非银行司司长三四年间，不断写报告“削自己的权”，把管辖的彩票权交财政部，企业债券交当时的国家计委，基金会交民政部，典当行交经贸委(后商务部)，取消担保公司、评估公司的金融机构资质审批权。放开了

　　被媒体评誉为“信托老船长”的夏斌，主持信托第五项整顿，其艰辛、酸甜苦辣更不为外人所知。从“广国投”破产开始，239家信托公司硬是在二三年间被削减到五六十家，巨大的债务缺口，整个社会基本是平稳过渡，没出现大的乱子。

　　正是由于他身兼过官员与学者两职、横跨银行与证券两个市场，领导放心把擅长笔杆写文件的他，放到市场矛盾交错复杂的第一线要职岗位。很多时候，连业界也难分清他到底是官员型学者还是学者型官员，因为当他作为学者身份出现的时候，所谈的东西与金融实践紧密相关，而当他以官员身份出现的时候，所提到的问题背后又有着深厚的理论作为支撑。

　　也许这与他的人生哲学密不可分，夏斌觉得，“经世济用”应该多姿多彩，当官不是唯一的渠道，相反官场陋习根深蒂固的东西太多，做人容易扭曲。他常劝高官和企业家临睡前应翻翻东方文化书籍。“人一天就吃三顿饭，睡一张床，基本要求满足以后总要做点事情，发出些不带有明显利益导向的声音。”夏斌认为能呆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写东西也是一种超然的享受。“社会上对当官没有兴趣了，也许中国体制改革就到位了。”夏斌简白的一句话，难道不值得去深深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