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318名农民变股东之路

　　宋庄镇后夏公庄推行产权改革率先分红，他们经历了股权分配上的争议，也面临厘清责权关系的困惑

　　-核心提示

　　2006年12月25日，通州区第一个“纯农村经济”的行政村，宋庄镇后夏公庄村农民股东首次获得分红，给了人们再次审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机会。

　　农村集体经济，一直处于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没有”的模糊地带。此次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其实质就是“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而对于后夏公庄村的318名村民来说，成为“股东”之路并不简单，不仅经历了分配方式上的争议，也面临着如何厘清权责关系、扩大收益的困惑。

　　戴着大红花，拿着小红本，拿到股权证的村民戏称这是又领了回“结婚证”。1月10日，通州区宋庄镇又有3653位村民由农民变成了“股东”。

　　□本报记者 孙勇杰 北京报道

　　圣诞节那天，张大妈的小孙子第一次给家里“挣”了钱，总数1500元。

　　“以后每年都有。”张大妈说，这是小孙子作为后夏公庄村民的股权收益。而他的妈妈、张大妈的儿媳因为嫁过来后没有把户口转到村里来，则没有这个收益。

　　张大妈一家共有4本鲜红的“股权证”，这是4口人分红的“凭证”。2005年4月开始，后夏公庄实行土地产权改革，成立股份合作社，每个拥有村里户口的村民，都有权利分享村里集体土地的租赁收益。

　　在整个通州，像这样进行“农民变股东”产权改革的行政村已经有15个。后夏公庄，这个坐落在宋庄镇政府旁边的小村庄，是通州第一个给农民按股分红的村子。

　　通州区宣传部有关人员表示，明年将在该区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在有条件开展村级产权改革的乡镇都要选定试点。力争试点每年不少于10个，逐年有所增加。

　　“人人没有”的尴尬

　　“农村集体所有制？知道啊，就是资产归村委呗。”1月15日，后夏公庄一名姓侯的村民说。

　　“这次村里股改，村民成了股东才知道原来村里的资产是属于村民的。”后夏公庄村支部书记蒋宝财说。

　　在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看来，这次土地产权改革，就是要改变过去集体资产名义上“人人所有”实则“人人没有”的模糊不清的集体所有制状况。

　　北京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接合部地区的一些农民，开始尝试乡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2003年6月，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关于深化乡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的通知》，当年下半年，不少郊区县开始推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在蒋宝财看来，以往那些村子多是因为开发商要在当地开发土地，股改基金主要靠土地赔偿金和部分商业楼出租。“它们面临着众多村民失去土地后的生计问题，大多是被动改革的。”而后夏公庄村是个“纯农村”，推行股改是在具备经济基础以后的主动求变。

　　宋庄镇是通州的经济重镇，而靠近镇政府的后夏公庄村通过招商引资，目前共建有三个占地300亩的工业园。

　　蒋宝财介绍，这三个工业园一年的租金收入接近100万元，这是集体资产的主要来源。

　　股改以前，好多村的经济发展了，但什么都是村支书等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就容易导致腐败。

　　最典型的就是“三年定律”。

　　“村支书三年一届，第一年刚上任，不熟悉情况没经验；第二年，熟悉了情况，有了想法，开始尝试着做点事；第三年，事情还没见成效，一想自己就这一年了，干好了也是别人的，能捞一把是一把。”蒋宝财说。

　　“以前，村务也公开，财务状况什么的都公布，可只要不让村民交钱，他们就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蒋宝财说，现在股改了，村民知道，集体资产的经济状况直接跟他们的年终分红有关，监督、管理集体财产的积极性就提高了。

　　“农民成为股份合作组织内的股东，改变了过去农民形式上参与管理，实际上不管不理或乱管乱理、少数人说了算的状况，使农村集体经济的民主管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说。

　　预算中的分红

　　“钱就是在这屋里分的。”1月15日上午，后夏公庄村支部书记蒋宝财侧身坐在民委会大院的会议桌旁。

　　20天前，镇领导、村委会人员，还有一群记者，把这间20多平米的小屋子，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一天，共有318名村民收到了1500元红利。

　　“以前，过年的时候，村里也发东西，也就是发2袋面、20斤油、一袋大米什么的。”1月15日，村民张贵清说，这次一下子就发了1500元，“我们自己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当然高兴。”

　　蒋宝财说，一年前，决定建立股份合作社，远不像分红那么轻松，“当时连我都没想通”。

　　2005年3月3日，他接到镇里的动员通知，要求他带领后夏公庄村村民成立股份合作社，率先推行产权制度改革。

　　“我当时觉得，已经有村委会管理村里的集体资产，为什么又要另起炉灶成立一个班子？

　　而且，这些股份是可以继承的，那不成了私有财产了么？”

　　“光开会，就开了20多天。”蒋宝财说，村党支部一连开了大半个月的会，才统一了思想，开始做村民的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没明白什么意思，都以为入股还要交钱呢，大家都不同意。”1月15日，50多岁的村民张贵清说。

　　“村民都不相信，有白入股分红的好事儿。”蒋宝财说，但是，村委会一再向大家保证，年底会有1500元的分红，三场动员会开下来，最终获得了村民们的支持。

　　2005年4月，后夏公庄村村委在《北京日报》发布公告，将对村集体资产进行股改，要求所有户口在本村的公民，在4月30日前到村委会登记，过期不予办理。

　　股权分配的争议

　　尽管村委事先费了不少思量，但最后因为分给谁不分给谁、怎么分，还是落下了不少埋怨。

　　村委会确定的方案是，2005年4月30日前，所有登记参加股改、具有本村户口的村民，不论是老人还是婴儿，都拥有一股等价的个人股。

　　“到那天为止，审核通过的本村参加股改的村民一共318人。”蒋宝财说。

　　“这几年，不少村民户口还在村里，但是全家都不在村里住，有的是全都出国了。”蒋宝财说，有的村民超过期限20多天才到村委会登记，还有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人的。

　　“还有的孩子出生后一直没上户口的，到股改最后几天了，才着急去办，结果到4月30日也没有办出来，这样的也没有领到股权证。”蒋宝财说，这些没有办成股权的，没少埋怨村委。

　　村里的集体资产221万，分成集体股、劳龄股、个人股三部分，集体股占30%、劳龄股占2.5%，剩下的67.5%是个人股。

　　“劳龄股是象征性的。”蒋宝财说，按照劳龄股计算方法，每个曾在村公社干过的村民，一年工龄是25块钱，合作社总共存在8年，最多的也就是领到200元，这算是曾经为集体出过力的一种福利，是一次性的，相当于“买断工龄”。

　　至于个人股，全村老老少少村民，全部平均一股，而不是像一些村子按照年龄和贡献等，分成不等值的股份，蒋宝财说，村里有村里的考虑。

　　“有的村民家里有老人，但是有的已经去世了，如果按照年龄，给予不同的股份，也是不公平的。”蒋宝财说。

　　一名村干部说，没办法绝对公平，“谁都觉得自己该多拿点，但是，谁也没拿出足够的理由。”最终，还是大多数支持平均每人一股。

　　两套班子当村官

　　尽管时隔一年多，蒋宝财对于自己高票当选股民理事会理事长，还是有些得意。

　　2005年4月30日，后夏公庄产权改革正式启动。那天，除了公布318名股民名单，最重要的就是选出股民理事会。

　　318人每人手里有一张单子，所有人都是选举者，又是候选人。蒋宝财介绍，按照大家的约定，理事会共由5个人组成，都必须获得50%以上的选票，其中，获票最高的当选理事长。

　　根据村委会的资料，当天，村支书蒋宝财共获得有效选票308张中的303票，而其他四名理事也都是村委会成员当选，票数最低的一位刚刚超过50%.

　　“按照镇里的意思，股改开始的阶段，理事会成员最好还是由村干部兼任，好管理，经过了过渡阶段，再形成两套人马。”蒋宝财说。

　　他介绍，原本当天还是要推选监事会的，但是由于村民对此认识不足，而且整个制度都还在试点，最终决定先放弃。

　　蒋宝财说，虽然目前两边的成员基本一致，但现在毕竟是两套班子了，分开的好处在于村里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分开了。

　　村委会主要处理村里的公共事务，“文明、卫生、打架骂人这样的事归村委会管。”而股民理事会主要负责集体资产的运营，主要的目标是如何让大家手里的股票升值，获取更大的利益。

　　按照村里股份合作社的章程，股权超过一年以后可以转让，亲属具有继承权。

　　“股权的转让，原则上只能在本村内部进行。”蒋宝财说，比如全家移民外地的，可以自己保留股权，也可以转让。

　　“转让的价格没有规定，看情况吧，说不定以后开发的好，一股能涨到10万呢。”蒋宝财笑着说。

　　“似企非企”难题

　　但是，如何让村民的分红越来越多，是理事会面临的难题之一。

　　1月15日，后夏公庄村干部、理事会成员殷玉和说，“似企非企”是农村股份合作社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们改成了股份合作社，可是我们自己不生产东西，是集体的土地租给别人获得收入。”殷玉和说，这个收入是死的，一年就那些。

　　“土地资源是不能动的，没有市里批准，我们不可能搞更多的开发。”殷玉和说，即使政府征用村里的土地，具体赔偿、租金等一系列问题，也是由政府出面谈，去确定最终的项目和利益分成。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称，去年7月26日，

国土资源部首次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专项调研，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农村土地产权的归属问题；农地是否能够拥有与国有土地同等地位，直接入市；农民如何参与分配土地增值收益。

　　同时，该报道表示，针对具体问题，高层仍存在较大争议。

　　就目前农村情况而言，像后夏公庄一样，股民理事会仍不可能拥有土地的开发权，就是现在每年获得的收益，企业也是跟村委会签订的协议，而不是股民理事会。

　　“所以，理事会目前存在的意义并不明显，主要就是管一年分这一次钱。”殷玉和说。

　　按照规定，理事会有权力支配集体资金，进行风险投资，获取更大利益。“可是谁敢去投？谁来承担责任？”

　　“我们当然希望获得更多的分红，可是，要是把钱都投出做别的，我们不同意。”1月15日，张贵清等村民的说法，印证了殷玉和的忧虑。

　　在理事会成员看来，如果真的要投资运营，股份合作社和股民理事会还面临一个“身份”问题，“它的性质到底算什么？如果算企业，要办理各种执照，还要缴纳相应税金，可它又不是企业，我们怎么办？”殷玉和说。

　　如果以后股份合作社推广到全镇，集体资产管理交给独立的股民理事会，谁来对他们进行管理，尤其是出现并村等现象时，股权问题由谁来调解？”政府是不是要专门成立一套班子统一管理股份合作的事务，现在也没有说法。”

　　“村干部缺乏在新体制下的经营管理经验，农民变股东以后缺乏正确行使股东民主权利的实践。”1月10日，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表示，整个产权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但这不妨碍改革继续推进。全镇47个村的改革工作将在2到3年内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