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纵横

15年后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重温小平南巡讲话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4日 02:47 第一财经日报

  独家专访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15年后,重温小平南巡讲话

  章正义

  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

  深圳未来的发展,最值得重视的是与香港的合作。深港两地的合作应有战略性大思路

  除了深港,中国具备条件建设世界级大都会的还有京津和上海地区

  “15年了,我确实很怀念小平同志!”和两年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一样,李灏又习惯性地挥舞起右手,“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看问题,的确让我们非常受益。”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二次南巡时,李灏任职深圳市委书记。他于1985年到深圳主政,在特区“非常时期”一度给人以“铁腕”印象。现虽已久居二线,但他对“一都两市”或“一都两区”的深港一体化憧憬,对深圳经济特区使命及前途的思考,从未停止过。

  值此小平二次南巡15周年,作为该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人,80岁高龄的李灏再次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如果没有15年前的讲话

  《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小平南巡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出现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等争论。当时深圳的情况是怎样的?作为深圳的“一把手”,您对小平南巡有着怎样的期待?

  李灏:深圳特区从建立开始到小平南巡,其间对特区的非议、反对声音一直不断,主要便是围绕建立特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特区进行的各项改革,是顶住各种压力,冒着很大风险进行的。

  这期间,我们在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同时,率先进行了物价、劳动工资、国有企业、外汇、证券市场、土地住房、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监督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但这些改革对或不对,期待着小平同志来检查指导。当小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时,特区人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我们也想将今后要做的事,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

  由于行程比较紧张,一直没有找到更多汇报的机会。在小平同志要离开深圳的前一天,我盘算了一下,还有几个问题我还没有向他汇报,于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我在车上向他汇报了今后的几点打算:

  第一,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也就是要构建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区;第二,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第三,撤销宝安县,建立三个区,逐步推进特区内外的农村城市化。

  这三个打算当场便得到了小平的首肯。他说:“我都赞同,你大胆去干。”现在看来,其实这几个设想都还在逐步实践中。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曾寄望深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试敢闯”,“你们要搞快一点”。您当时是如何理解这一精神的?

  李灏:我的理解是,这句话不仅是对深圳、也是对全国讲的。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心中装的是我们整个中国和人民,想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况,早日实现现代化。他对深圳人的叮咛,不更是对全国的期望吗?

  小平南巡并不是我请来的,我之前曾几次请他来深圳看看他都没来,这次我还未来得及邀请,他就主动要来了(大笑)。

  深圳成为小平南巡的目的地是必然的。因为深圳是他推行改革开放的实践地,如果实践是成功的,也就证明了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从创建特区开始,他时刻关注着深圳每一步的发展,关注着牵动全局的试验。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小平同志南巡及发表的重要讲话关键解决了什么问题?

  李灏:南巡讲话对全国而言,既是动力又是压力。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写入党章和宪法。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处理好普遍政策与特殊政策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地方,不统一不好,统得过死也不好。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果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假如当初中央不让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许特区作改革试验的话,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将如何向前推进,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在深圳、珠海等地视察的企业,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民营企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李灏:深圳的确在之后的15年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这一现象一点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当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便已开始发生改变,国有企业在进行政企分离后,也不再占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同时,为搞活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还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我们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们便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决定,鼓励兴办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发展,体制环境很重要,不是说政府下命令办好哪个企业就能办好。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成功,还须要有一批富有才干的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这些企业能在深圳诞生,按照华为公司老总任正非的话,是因为深圳当时能为他们提供“准生证”,是因为深圳着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深港合作关乎深圳未来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后,有关深圳经济特区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您如何看待争论对深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李灏:1995年,一位学者发表文章认为,经济特区是靠寻租发展起来的,特区与非特区存在不平等竞争,应当取消特区的这些政策甚至取消特区,从而引起一场大的辩论。

  说句公道话,这位学者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但他却忽略了一个问题:特区不仅参与国内的竞争,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后者当然更重要。这一点,我认为即使到现在也应该加以强调。

  现在国际上有很多自由港区、自由贸易区等,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纷纷在兴办这类特区,而这些地区都实行低税率。如果我们特区的税率很高,拿什么来和人家竞争呢?

  至于正在酝酿出台的两法合并,我是完全赞同的。现在正是合并的好时机。就我的理解,两法合并是解决内、外资企业税率不同的问题,与特区的政策是不同范畴的事。实际上特区从建立早期起,就已经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税率。现行的税率与香港及国外一些特区近似,应当是可行的,我想中央会考虑到这个情况的。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定下了基调。今天中国正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深圳在此方面更是明显。基于此,您对小平南巡讲话的历史意义是否又有新的解读?

  李灏:现在来看,15年前小平南巡发表的重要讲话仍不过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可以说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变,小平当年重视试验田作用的做法,也应继续引起我们的重视。

  经济特区的建设目标,也在与时俱进。深圳正如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国际化城市,这一目标也是在深圳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提出的;另一面就是经济特区,是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田。从某种意义上,后一属性是实现前一个属性的手段。这就需要给予它一定的特殊政策。没有一定的特殊政策,就不会有真正能发挥作用的特区。

  《第一财经日报》:深圳在2005年明确自身定位后可谓轻装上阵,开始了一段新征程。日前,深圳又成功取得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举办权。您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有何憧憬?

  李灏:深圳未来的发展,最值得重视的便是与香港的合作。深港两地的合作关系应有战略性大思路。将来深港不论是“一都两市”还是“一都两区”,总的趋势一定是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深圳与香港实现一体化,建立共同体。

  在中国,深港形成一个世界级大都会,甚至可以超过世界任何地方。除了深圳和香港,中国具备条件建设世界级大都会的地区还有两个,一个是京津地区,一个是上海地区。当然,这三个抱团式世界级大都会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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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比如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上海等地也可以发展更快一点。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李灏,男,192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广东电白县人。1985年8月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并于2005年组建深圳特区经济研究会,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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