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顺差积累和调整需对症下药

　　出口增长27.2%；贸易顺差增长74%，创造1774.7亿美元的新纪录。面对中国2006年对外贸易的最终统计，华盛顿国会山上的某些先生们大概又要做文章了。

　　按美方统计，中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4、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占其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4.3%和25.8%。这种情况下，美国一些势力将中国当作调整经常项目逆差的重点不足为奇。

　　然而，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两极，对这种失衡的基本解释有两种：“挤出效应论”、“挤入效应论”。美国官方更倾向于支持“挤入效应论”，强调中国扩大内需，以及相应地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2006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中国社科院发演讲，认为中国消费过低，违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源，提高消费有利于增进中国人民福利和实现中国经济外部平衡。

　　但实际上，中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虽然低，但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绝对速度并不低，只是投资、出口增长更快而已。2006年1~11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68910.8亿元，同比增长13.6%。消费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决无逊色，更明显高于美欧等发达国家。

　　中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过低固然有国内收入分配失衡、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体系等内部因素的作用，但美国和其它经常项目赤字国消费过多、储蓄过少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正是在美国人消费需求的拉动下，中国才有过多的资金投入投资而不是国内消费。因此，中美两国经济外部失衡是两国经济结构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要求其中一方调整，必然效果不彰。

　　2006年12月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美国

财政部长鲍尔森发表署名文章，提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3个磋商领域，第一个就是“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归根结底，美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美国的经常项目是其国民储蓄率过低所致，而2000年以来美国国民储蓄下降又主要源于政府财政从盈余转为空前的赤字。因此，美国需要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按照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与其他候选方案相比，这是解决全球储蓄－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最优途径，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力、也不应替代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自己进行这种调整。

　　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在中欧之间，双边贸易失衡问题需要通过理智、全面的协调来解决，问题是在中美、中欧经济协调过程中，美欧某些保护主义势力往往倾向于将经济调整的责任全部推向中国。相比之下，美欧财经管理部门的态度较为理性、全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承认本国／本地区需要承担的经济调整责任。在中国社会科院发表的演讲结论部分，伯南克提到，美国相应必须在提高国民储蓄率、避免保护主义等方面承担责任：“……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极为重要，双方都从相互联系中受益。关于全球失衡，我已经探讨了既能降低中国的不平衡又能鼓励消费的解决方式。美国在这方面也必须做出努力，特别是提高国民储蓄率以及避免保护主义。一体化程度越高，相互间的依赖度就越高，肩负的责任就越大。”这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进步，希望经过努力，美国、欧盟社会各界能有更多的人接受这种理性的认识。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