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系掌门人携款外逃已有一年 范日旭自我辩护

　　本报记者 左志坚

　　1月12日，距离“泛亚系”掌门人范日旭“携款外逃”已有一年。

　　和以往那些“外逃”的资本大佬不同，范日旭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一贯低调的他现在反倒有了说话的欲望。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来到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由于被限制入境，范日旭专程从美国赶到马尼拉，选择在境外与记者见面。

　　这里的气候宜人，生活恬淡，但记者能感受到范日旭的心仍在国内。他总能接到来自国内的电话，在第一时间获知泛亚系的最新命运。

　　他不仅否认自己是“外逃”，同时还在积极争取重新夺回旗舰企业泛亚信托。在他看来，他是一只“替罪羊”。

　　马尼拉的灯火渐渐淡去。已是深夜一点，谈兴正浓的范日旭让助手拿来4包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

　　在讲起1994年深圳股市大赚一笔的经历时，范笑的很开心，其余时间都是紧锁眉头。

　　1995年之前的资本市场被有些人称作是范日旭的时代。巅峰时期，范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以及一家信托公司即泛亚信托。但现在，范似乎是戴罪之身。

　　相关报道引述

银监会非银行监管司的说法称，泛亚信托董事长、总经理长期虚位，受实际控制人操控的情况严重，管理非常混乱。泛亚信托还存在违法违规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违规挪用异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及抽逃注册资本金等严重问题。

　　在银监会将此消息通报给泛亚信托所在的吉林省政府后，吉林方面于2006年2月23日成立工作组，全面接管泛亚信托，公章、财务、档案、资料全部移交，并对有关人员布控，不许出境。

　　按范日旭的说法，此时，范日旭因为匆匆赶往美国探访其病危的母亲，正在国外，因此造成了“外逃”的现象。范的如此辨释，是否属实尚待检验。

　　但范日旭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托管中兴信托、筹建银通证券过程中的矛盾引起的。

　　争议银通证券

　　令范日旭陷入今日险境的直接导火线，是泛亚信托托管中兴信托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中兴信托是原来实际控制人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刘波早已远走海外，至今下落不明。而中兴信托正在北京人行清算组的工作下等待撤消。

　　2002年，范日旭提出“中兴信托、焦作信托需要关闭，泛亚信托的证券部存在遗留问题，可将三家公司捆在一起，设立银通证券。”

　　范日旭当时盘算，如果成立银通证券，再卖出去，可以收获两个亿。同时，一下子解决三家信托公司的问题，也得到了当时相关部委的积极响应。

　　2002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中兴信托实施停业整顿，由泛亚信托对中兴信托实施托管(银发[2002]103号)。

　　但按范日旭的说法，中兴信托的问题不仅在于历史债务问题，清算组当时也有一番盘算。

　　范日旭声称，“在泛亚信托向中兴信托派驻了托管人员后，中兴信托撤消清算组却以泛亚信托对中兴信托营业部的管理存在或有风险为由，拒绝交出中兴信托下属六家证券营业部的财务章、公章和部分重要的文件资料，实际控制着六家证券营业部的管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4年12月23日。”

　　在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令泛亚信托越陷越深。

　　范日旭提到的三个问题包括：

　　(1)天津营业部经理沙剑自2003年10月起开始挪用客户保证金，到2005年泛亚信托实际管理天津营业部时才发现，2005年3月，检察机关对沙剑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才发现天津营业部新发生了1500万元的保证金缺口；

　　(2)某些营业部存在着占用客户保证金进行证券自营业务的情况；

　　(3)上海长顺路营业部总经理为自己增发工资每月达1.7万元等。

　　这些问题汇合起来，导致中兴信托的窟窿越来越大。范日旭决定“不玩”了。

　　2005年12月17日，泛亚信托正式提出不再进行银通证券的组建工作，也不要中兴信托下面的六家营业部，并要求对银通证券筹建中的财务情况进行全面

审计。

　　这就意味着清算组的努力都白费了，同时新的亏空也将难以弥补。“当时清算组组长就晕了过去。”范日旭说，撤消银通证券将导致清算组得承担很大责任。

　　很快，清算组开始了审计。这次不被范日旭认可的审计结果表明，中兴信托6家证券部亏空2.6亿。

　　清算组很快将情况汇报给三部委(人行、

证监会、银监会)，称是泛亚信托转走了2.6亿，要求泛亚信托返还回来，并称范日旭携款外逃，下落不明。

　　范日旭则辩称，泛亚信托在托管之际没有实权。清算组手握实权，却疏于科学管理，最终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他甚至声称，为了维持六家证券营业部的经营，泛亚信托一方面将自有资金垫付给营业部，先后垫付了5000多万元，另一方面积极多方筹措资金。

　　范现在最希望做的工作是推动有关部门对泛亚信托下属的三家、中兴信托下属的六家和焦作的两家证券营业部进行全面审计，而不仅仅是对中兴信托六家证券营业部的审计。在摸清资金调配、划拨和融通的完整过程，分清各方的责任，在此基础上，还他一个清白。

　　“当然，如果审计结果表明我并不清白，我也甘愿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范说。

　　据其称，清算组把其“携款外逃”的案件报到公安部后，公安部也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范日旭说，“现在，经过半年的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我2005年12月底离境属于‘携款外逃’”。

　　“本来，如果不诬告我携款外逃，我原打算处理完我国外的家事，就回来的。”

　　吉林往事

　　范日旭声称，推动全面审计的障碍不光是在清算组，也牵涉到吉林方面。这又与范日旭与地方政府一段纠葛有关。

　　据范日旭表述，他1992年和长春市政府酝酿修建一个体育馆以申办第九届全国冬运会。但长春市财政状况拮据，因此与范日旭签定了一个“6·18”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由范日旭负责建设体育馆的费用，长春市政府则将体育馆附近五块地交给范日旭开发，土地开发收益算是范承建体育馆的费用。

　　最终，范日旭按政府要求将体育馆和附近的休闲中心建了起来，范日旭前后花去了巨额费用。然而，范声称14年前“6·18”计划中的那几块土地至今没有着落。

　　范日旭自述道，如果算上财务成本，那么他这些年为体育馆项目共花去资金达到12亿。

　　这12个亿资金的出处包括：北方五环的股权和五环休闲中心做抵押，从当地四大国有银行贷款一共近3个亿；从自己关联企业和朋友的几十个企业中借款大约5-6个亿；此外还有2个多亿的债券，由其旗下的长顺实业、白山航空股份发行。

　　范日旭声称，正是由于体育馆项目的建设，导致其旗下公司资金一度紧张，“我们一年对一次帐，大家都不敢对，怎么还人家啊，欠那么多家企业的钱”。

　　范由此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厦门国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卖掉，收到的几千万也投进了体育馆项目。

　　“提出设立银通证券本意也是想开业后出售，借此获得2个亿左右的收益，解决长春的债券问题，却没想到惹出了更多的麻烦。”

　　范日旭声称，一直希望长春方面能继续履行“6·18”协议，只要继续履行，所有资金债务问题都解开了。

　　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让这届领导去给前任领导解决问题很难。”

　　总而言之，范日旭极力辩解自己的清白，试图说明自己是被部委和地方政府冤枉，以致造成泛亚今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