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背后的阴影

　　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一位钟姓教师告诉《财经文摘》，目前他已筹齐首付款，准备在宣武区购买一套60平米的两居室。“价格快8000了，再不买恐怕还会涨。” 钟先生说。当记者问及是否了解国家有关调控措施时，钟先生说，“对老百姓来说，政府出台什么措施不重要，我们关心的只是效果。”

　　钟先生硕士毕业已经3年，每月固定收入不到5000，收入在北京还算不错。

　　他买房子的首付款中自己和新婚妻子承担了50%，其余是从老家双方父母那借了部分。“有个家才能安定下来。压力很大，已经把所有开支压缩到最低了，平时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要花钱。还得拼命找外水，脑子里想的除了挣钱还是挣钱，争取早些把贷款还清。”

　　不仅是钟先生，其他收入和家庭条件更差的人恐怕在物质和心理上承受力更是达到了极限。

　　天平向谁倾斜？

　　无宅何以安“家”？其实，钟先生的想法代表了中国人普通的思维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尹中立博士认为，宗教信仰的不提供使欧美国家住房消费心理和中国有很大差别，欧美在传统上属于游牧民族，四海为家的冒险精神决定其精神灵魂不是“家族”，不是“血缘”，而是“神”。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神”带有更强的实用主义特色，这种文化区别对居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欧美国家，教堂是最豪华的建筑，而在中国古代，最豪华的是皇宫。在等级秩序下，统治者还对住宅标准进行了严格限制，越制就是越礼、犯上。《大清会典事例·工部》曾颁布禁令：“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盖房者皆治罪。”

　　皇权政治结束以后，住宅的制度等级在纸面上已经取消，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经过低质、恶劣的居住环境考验，人们的购房欲望迅速膨胀。尹中立分析说，这种特殊文化传统可能也是助长炒房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后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地方富裕起来的农民纷纷盖起小楼，没有能力盖楼的，只能渴望从老屋中分出部分，“谈判”中自然缺少一项最大的资本。城市，土地产权由政府垄断，居民很难自己购地盖房，在“居者有其屋”的口号下，无论房价多贵，居民都别无选择，购买住房已成为生活必须支付的硬性消费。因为拥有住房已被居民视为像食盐一样对身体不可缺少。

　　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浪潮中，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尚有数亿人要走进城市，成为城市中平等的一员。需求在短期内难以遏制，那么我们的住房供应市场呢？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向《财经文摘》说，造成现在房价恐慌的病根在于住房结构的单一，政府福利性廉租房供给不足，造成居民对商品房市场的过度依赖。

　　王建指出，目前中国40%的人口收入增长水平是低于5%，跟不上商品房价格的涨幅，如果要让收入水平不高的人群都靠买房解决住房问题，必然造成中低收入人群的高度紧张和不满。至于解决办法，王建提出政府应该根据收入阶层的差异制定不同的住房政策，形成商品房和廉租房并存的住房供给结构；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他说，比较而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欧洲和香港地区，城市居民中购房户仅超过5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911以后，美国股市泡沫破灭，美国政府开始鼓励居民买房，而在此前，美国购房比例也和欧洲差不多，为50%出头，但去年以来，比例也才上升到63%。

　　居民对住房无止境的需求，土地资源垄断，为房地产商提供巨大的利润空间。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抗衡开发商住宅供应的“排他”地位，天平始终朝开发商倾斜。

　　这就是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为人们“设计”的住房供给市场。

　　重压下的畸变

　　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前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7%，同比涨幅较高的主要城市包括：深圳12.3%，北京10.9%，厦门10%，成都8.9%，呼和浩特8.4%和广州8.3%等；下降的城市只有2个，分别是：上海2.3%，丹东0.1%。

　　高房价已经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了扭曲作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地产陈姓评论员牛刀认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向《财经文摘》解释了三大原因：一是，中国的现实是大量的中低收入群体并没有享受到经济的繁荣，其主要原因就是财富资源的极度倾斜，表现在金融体制上那就是富人可以用银行的钱作为投机工具，而穷人只能用自己的血汗为银行打工，一种资源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富人希望哄抬房价以产生更高的利润，穷人希望房价降下来可以为银行少打几年工；二是，高房价是由豪宅拉动的，而豪宅过多是由住宅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的，豪宅在城市中心不仅仅霸占了城市的肺，而且掠夺了公共资源，比如深圳的香蜜湖曾经是公众的游乐休闲场所，现在成了富人区，而一个城市的公共资源大量被少数人所侵占，这个城市的衰败也近在眼前了；三是，高房价对市政资源、政府管理资源、道路交通资源、城市管理资源都进行了 恶意的透支，危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的住房风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厦门李林在他的博客中称，富人们的住房主要功能不再是居住的场所和亲情的港湾，是面子工程，是形象工程，是财富的体现，是炫耀的资本，贪大求洋，铺张浪费，已成风尚。而政府和开发商，正在迎合这类需求。

　　和谐的对立

　　中国城市居民构成，向来十分复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以本土居民居多，而深圳则以外来居民居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处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昌明，社会的和谐，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对他们来讲都非常重要。“高房价却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尤以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分化最为明显。”对此，牛刀显得十分忧虑。

　　城市中的普通市民所指的是中低收入群体，是一个城市繁荣和兴旺的主流力量，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保证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知名地产评论人牛刀对《财经文摘》说，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是不公平的，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政治权力没有保证，三是经济上饱受掠夺之痛，当今中国的高房价，他们是受害最大的一群。

　　“推高中国城市的房价中最强势的力量是腐败。其中，地方官员的腐败又是根源，作为城市公民，本来有权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有所节制但却无法发挥，这种失落是一个城市主体意识和行为的失落，直接抑制了民众的创造热情和生命活力。”牛刀说。在目前这种价位上买房的居民要背上20年甚至30年的沉重负担，没钱买房的也是望房兴叹，因为他们的收入和房价不成比例，也就是说房价收入比太高，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被吞噬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词汇，中国人已经期待已久。可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哪里呢？

　　2003年，有关中产阶层的报道频频出现在传媒。学者也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进行了大胆的分析和预测。有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态势，中国城市每年将新增500万中产阶层。结合到现实，牛刀质疑说，“5年以后，一个20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将拥有中产阶层600万人，可是，三年过去了，那600多万中产阶层何在？”

　　中产阶层不是腥风血雨的副产品，严重社会分化和矛盾激化也绝非其适宜的环境生态。学者们的预测其实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社会和谐，但事实上，中国近年来有没有走上和谐？这个问题似乎人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得出判断。“近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坚决彻底地走向分化，其标志就是富豪越来越多，富豪榜年年升级，穷人也越来越穷，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市场的荒漠化。”牛刀说。

　　中产阶层并没有像预测所言如潮涌现，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房奴”为“安家”不惜牺牲未来，为住房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对于一个每个月只想着怎么向银行交付按揭款，同时，还要被昂贵的教育、医疗支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群体，能指望他们担负起什么培养完整人格、追求独立地位的历史使命。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承受越来越多的税，政府垄断下的水电油汽等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不断轮番上涨。中产阶层，正成为待宰羔羊。

　　对于一个蓬勃欲出的阶层，在现有政治框架内，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能与这个称号相匹配的政治权利，他们刚刚创建的财富被无情剥夺，令他们胆寒的是未来贫困的袭扰和权利的荒漠。

　　房价高企，社会阶层残酷分野将不是人们期待的中产阶层多的理想“橄榄型”,而是形成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富少穷多的“洋葱头型”，更多人将因此沦入城市贫民阶层。住宅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财富汲取的黑洞。

　　事实上，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尚未考虑到未来是否出现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金融风暴。

　　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

　　作者：杨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