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年受捐8000一基金会被指造假

　　●某企业称曾向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捐赠10万元，但对方报表未体现

　　●基金会表示此为合作管理费并非捐款，对方所为是因合作中止而报复

　　-关注焦点

　　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2005年度工作报告显示，其当年接受的捐赠款为8208元。这一数据被某公司负责人蔡晓质疑。蔡称，仅仅该公司当年便向基金会捐赠了10万元。

　　蔡的说法被基金会予以否认，基金会称，这是蔡所在的公司向基金会缴纳的管理费，此前双方曾有合作。而蔡时隔一年后才前去开具捐赠收据的做法，也被基金会认为是报复之举。与此同时，该基金会年受捐额仅8208元，却有62万余元的现金流入，令专家感觉“不太正常”。

　　究竟是蔡蓄意报复，还是基金会有猫腻之举？有观点称，我国目前的基金会管理体制亟须完善。

　　蔡晓打开网页，找到民政部网站的基金会管理专栏，点击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2005年度的报告。

　　报告显示，2005年度，该基金会接受的捐赠收入为8208元。“这不可能，我们公司就捐了10万！”蔡晓大声说。这位浙大博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驻京负责人，拿出了一张捐赠收据。

　　根据这张编号为“00083445”的“中央单位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收据”上的信息，杭州浙大博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05年12月8日，向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捐赠10万元，用于“健康指导计划”。

　　是基金会隐瞒了受捐额，还是另有他因？

　　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监事、秘书处主任岳芙蓉对此解释：“那张发票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开错了。”她称，浙大康博公司的10万元是与基金会合作的管理费，而非捐赠款。

　　10万元捐赠收据涉嫌有诈

　　所有的基金会每年都必须向民政部提供工作报告。

　　2006年12月26日，蔡晓说，他最近看到该基金会的财务报表后，明显感觉到不实。“这属于隐瞒捐款，我们不知道捐出的钱到哪里去了。”而更让他不解的是，“一个基金会所获得的捐款怎么可能只有8000多元钱？”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否认了报表虚假的指责，“这是管理费，不是捐赠款。”2006年12月28日，岳芙蓉称，基金会确实在2005年从博康公司收到10万元钱，他们当时给蔡晓开具的是管理费的收据，而不属于捐款性质。她向记者出具了一张开具时间同样是2005年12月8日的“北京市行政事业性统一银钱收据”存根，该存根内容为：“今收到浙大博康公司交来管理费10万元。”为什么蔡晓手中有一张捐赠收据？对此，岳芙蓉说，2006年12月初，蔡晓直接找到基金会的财务人员，说捐款后没有捐赠的发票，财务人员在没有询问基金会领导的情况下，直接给蔡晓开具了捐赠收据。

　　两张收据上的经手人栏上都写着“任”字，2006年12月28日，记者向这名任姓财务人员求证此事时，头上一直冒汗的他说，“这是我的错，是我糊涂。”任称，2006年12月，蔡晓找到自己，自己从另一名财务人员那里得知他们确实捐过款，于是开出了收据，而收据上“2005年12月8日”的时间，是按照蔡晓的要求写的。

　　任先生拿出2006年的收据存根，除了蔡晓所持的00083445号收据存根，前后两张存根时间均为2005年12月。

　　岳芙蓉称，根据相关政策，向公益事业捐款的企业可以获得税收优惠，2006年12月，蔡晓就是用这个理由来开的收据。

　　2007年1月5日，在记者的追问下，蔡晓承认，自己手头的这张捐款收据是2006年12月份开具的，但他坚持自己当初的10万元就是捐款，“要是管理费，他们怎么可能会给我开捐款的收据？”对于为何时隔一年后又来要求开收据，蔡晓沉默许久，未予答复。

　　对于管理费与捐款的区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表示，基金会发票上的管理费与捐款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由基金会管理，但是捐款用于资助受捐者，管理费则用于基金会自身的开支，“当然捐款者的钱也有一部分是用于管理的，一般不能超过捐款的十分之一。”邓国胜说。

　　基金会全年现金流入60余万

　　尽管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2005年度只有8208元捐赠款，但根据民政部网站上公开的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该基金会2005年度有62万多元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入”。岳芙蓉表示，蔡晓捐赠的10万元钱，就在这60多万元里。

　　“这60多万元基本上都是类似蔡晓管理费的收入。”基金会的财务人员称。

　　岳芙蓉说，他们的基金会在2004年刚刚创办的，2005年是第一年运行，获得的捐款数量少很正常，2006年就高了一些。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的办公人员表上，大约有15名办公人员。岳芙蓉说，这些员工都要开支，基金会的办公场地也是租来的，每年也需要不少钱。

　　“我们是纯公益性的组织，国家没有投一分钱，但是我们还得做事情，于是只能负债运行，2005年我们亏损了数十万元，但我们还是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捐出去30万元。”岳芙蓉说。

　　民政部网站公开的报表显示，2005年度，该基金会“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为30万元。

　　邓国胜表示，现在的基金会大多是公办，不少没有什么活力，虽然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只得到8000多元的捐款，但根据目前的规定，并不足以让它退出市场。

　　“还有基金会一年没有开展一次活动，一分钱的捐款也没有，但照样能够生存下去。”邓国胜说。

　　邓国胜认为，基金会管理需要建立市场退出的机制，虽然理论上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有权力管理基金会，但是不少基金会的负责人是退休后的部长、副部长，民间组织管理局只是一个局级机构，实际上是管不了的。

　　夏业良，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他在得知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2005年只有8208元的捐款，却有62万余元其他现金流入后认为，“这明显不太正常”。

　　双方合作为何不欢而散？

　　但对于蔡晓重新开具捐款收据之举，岳芙蓉认为，“他是蓄意报复！”事发当月，正值基金会与北京大汉广告公司解除合作协议———蔡晓与基金会的接触中，同时具有两个身份———浙大博康公司驻京负责人和北京大汉广告公司负责人。

　　岳芙蓉说，之所以要解除协议，是因为有不少关于大汉广告公司骗钱的举报，有的还直接举报到了基金会的主管部门，而蔡晓也没有根据协议向基金会筹款，所以基金会不得不解除了协议。

　　此前基金会与大汉广告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大汉广告公司利用自身资源，号召社会各界向基金会捐赠，每年筹款不低于300万元，基金会将开具捐赠收据。所筹资金的70%用于健康教育指导计划专项活动，10%用于办公经费和人员开支。大汉广告公司有权建议专项基金的实施项目。

　　协议同时约定，大汉广告公司需向基金会支付工作经费20万元。

　　蔡晓介绍，基金会口头承诺他在校园里宣传健康项目时，可以适当对浙大博康公司的产品进行宣传，以扩大该公司在校园里的知名度，但基金会根本没有这样做，承诺给公司慈善家的称号，也没有给。

　　昨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负责人宋立英介绍，基金会与企业合作筹集捐款的方法很常见，“基金会肯定要和企业合作，因为基金会的活动离不开社会支持，应该和各界都有一个良好的合作，才能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宋立英说，和企业合作的时候一般是先谈一下，谈的来就签一个合作的协议，双方利益的分成需要看双方的意愿，有的企业希望借着基金会进行宣传，有的就希望得到其他的回报。

　　“谁也不能担保合作的企业一定合法，但是有国家的法律来制裁，而且基金会会找信誉比较好的企业，在合作之前进行调查，授权给企业的时候明确授权范围。”宋立英说。

　　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的网站上，还有解除与另一个企业合作的公告。

　　岳芙蓉表示，基金会的生存很艰难，所以采取了和企业合作的方式，虽然合作中，一些企业以此在外面骗钱，但是基金会的用意是好的，是为了筹集更多的捐款。

　　基金会财务缘何难以监管？

　　蔡晓介绍，自己现在提出这个事情，并不是要追回捐赠的10万元，也不是要置基金会如何，只是发现该基金会的财务报表不实，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使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更规范一些，也使公众对基金会的现状有一个更明确的认识。

　　“现在都说中国企业不热衷于公益事情，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并不是企业本身，企业捐款后连财务报表都上不了，根本不知道钱用在了哪里，企业怎么可能有积极性？”蔡晓说。

　　夏业良说，捐款者应该能够查询到自己捐出的钱在哪里，现在是靠政府的强制力量，规定基金会必须公布账目，但是还不够完善，“只是在强行规定披露的时候才披露，而不是像国外的基金会，每一笔捐款都及时地放到自己的网站上。”夏业良认为，中国的基金会管理看起来很严格，比如必须得有挂靠的单位，实际上许多基金会都是靠着体制内的资源生存，但并不是有主管部门管理的基金会就是规范的。比如基金会的账面上出现的“会费”，会费是带有强制性的收费，捐赠者交了会费，很可能是出于获得一些政策上的好处等考虑，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捐款想法。

　　邓国胜说，中国的基金会监督体制，主要是依据国务院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和财政部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两个法规理论上规定的比较详细，但是操作层面不是特别强，“比如基金会有义务向捐款者透露捐款的流向，但是很难监管。”虽然现在每个基金会都有一个年度检查，由基金会主管部门进行检查，但对财务的规定也相当宽，“

　　2006年12月27日，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蔡晓的事情，他们已经向民政部基金会管理部门进行了汇报。

　　2006年12月底，民政部基金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说，据他所知，蔡晓的10万元钱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捐款。对于一年只有8000多元的捐赠，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关于基金必须获得多少捐赠的规定。

　　昨晚，蔡晓称，那张捐款收据已经由浙大博康公司总部交给了基金会。随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该公司总部负责人，该负责人只表示自己并不清楚10万元“是管理费还是捐款”，并未透露为何将收据还给基金会。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殿学  实习生 刘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