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战略调整亟须突破思维定势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华 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新闻背景：在2006年的岁末，有关国资改革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一则，是因为央企交出了漂亮“成绩单”，全年实现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均有望创下历史新高；二来，是国资战略布局有了新调整，强调国有资本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绝对控制力”，同时还将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出人意料的是，接踵而至的是质疑：“央企巨额利润的背后，究竟是整体竞争力的上升，还是占据垄断地位的‘与民争利’？”“所谓的‘绝对控制力’，会不会又是政府单独关起门搞垄断游戏？”……

　　从“沉舟侧畔”到“轻舟万重山”，这三年来国企改革的成效毋庸置疑。然而，公众为什么会激动不起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主持人：争议的背后，是对国资改革绩效的拷问。因为仅就数字而论，作为国资主体的央企，盈利大头来自传统的煤、电、油、运等垄断部门，占总利润近78.8%，而那些身处非垄断部门的国企，则大面积亏损。所以有种观点认为，国企之利实乃垄断之利，国企竞争力实际上并没有显著提高。您怎么看？

　　华民：甩开了

不良资产的包袱，以央企为代表的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得更加轻盈了，绩效改善当然在情理之中。3年来央企利润年均增长1000亿元。但这样业绩的增长假如大多缘自垄断定价，那就没什么可惊喜的了。毕竟去年老百姓诟病最多的，是有些国有企业实行“双重标准”，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国际市场涨了，它要与“国际接轨”跟涨，国际市场跌了，它却要按“中国国情”不跌；收费要与“国际接轨”，服务却按“中国国情”———在巨额利润的背后，不能回避公众的利益损失。这也提醒有关方面，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是到了关照公众利益的时候了。

　　主持人：的确在过去的一年里，《反垄断法》呼之欲出，垄断企业成为众矢之的。但耐人寻味的是，按照国资调整的战略部署，下一步恰恰是要做“集中”，力保国有资本在关键领域的“绝对控制力”。很多人担心，这会导致垄断加剧。您怎么看？

　　华民：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下一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要求在于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和控制力”，国资委的战略调整与此精神是相一致的。那么，究竟采取怎样的路径来赢得“控制力和竞争力”呢？是依靠政府一味地管制市场进入，或者可以通过深化内部改革赢得核心竞争力？这是值得研究的。

　　垄断赢不来竞争力和控制力。因为没有竞争，怎么能说竞争力增强了呢？不许别人一起竞争，然后说自己的竞争力提高了，这岂不是很荒谬？给自己装了假腿说是高人一截，这有意义吗？真正的竞争力和控制力只能在市场竞争中锤炼获得。举个例子，我们的纺织品为什么竞争力那么强，就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是第一个全行业投入国际市场竞争的产业。我走访过很多的纺织厂，那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说，“我们打了20年了，身经百战，活下来的都是战无不胜的”。这也正是应了龙永图的那句话，越是开放，越是安全。这就像小孩一样，越是不让他参与户外活动，他的抵抗力越是差。我们现在竞争力强的行业，都是率先开放的行业。

　　主持人：但很多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是不可以假手他人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这些领域完全对外开放。所以，除了保证国有经济在上述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我们似乎也别无选择。

　　华民：有规模，有行业影响力，似乎才有什么控制力。循此逻辑，央企需要保持一定的控制力，也理所当然地要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作为载体。那么，究竟是依靠政府“为媒”“近亲联姻”式的做大做强，还是放手让企业在市场搏浪中做大做强？这里面大有文章。现在往往是做大容易做强难，一味的“撮合”，难保哪天又会退回到国有企业的老路上。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误解，以为只有在国有经济的手里，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国有经济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当然毋庸置疑。但正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所说，中国经济命脉应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这不仅包括国有企业，亦包括民营企业。这充分说明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绝非国有企业一己之任。只要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即便是一些“敏感”行业，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关键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企业的手里。我到广东顺德去参加学术会议，看到那里的美的、格兰仕、科龙等十几家国内知名的民营企业，其规模之大真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些企业大都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开始搞自主创新了，根本没有什么“经济不安全”之虞；再到青岛，当地有“八大金刚”，以青岛海尔为首，大都是民营企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发展健康的民营大企业，就连日本的索尼和松下这些巨无霸都怕它们三分，以致不敢轻易到青岛去投资；再看浙江，外资更是少之又少，因为浙江的民营经济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村之为战、人之为战”的地步，不仅经济实力大增，而且人民的生活也非常富裕。可见，强调国家的控制力，不应仅仅强调国有企业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要给民营企业留下应有的空间。

　　因此，所谓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绝不是要国有企业“一花独放”。1995年世行组织专家调查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得出一个结论，国有企业归根到底不应是生产盈利的工具，其终极使命应该是帮助国家解决政策性难题，生产公共产品。我们的国有资产为什么不更多地投向医院、学校、各种艺术剧团和科研院所呢？这些恰恰是体现国有经济“控制力”以及国企作为公共经济部门的职责所为。总之，我们应当避免这样一种倾向：非市场性的职责不接管，却非要参与市场，然后凡是可以垄断的，就不许别人进入。要知道，一旦有进入的行政壁垒，市场里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公平。

　　央企需要保持一定的控制力，也需要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作为载体。那么，究竟是依靠政府“为媒”“近亲联姻”式的做大做强，还是放手让企业在市场搏浪中做大做强？现在往往是做大容易做强难，一味的“撮合”，难保哪天又会退回到国有企业的老路上。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