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成本外部化问题缘于中国的凑合文化

　　数年前，我与一位德国经济学家聊到当代中国问题。他说我国很大一个问题是成本外部化。

 

　　我国的成本外部化问题确实可以说无处不在。比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为了个人政绩而大兴土木，造成了成本，但往往需要百姓为其埋单。再拿我们个人来说。我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往往能够看到街道上随地吐痰，路人往往不得不侧目而过。山清水秀的江南，小溪上游有人倒马桶，下游则有人挑水饮用。企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我国众多厂商的产品之所以卖得便宜，与污染负担外部化有关。企业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防范和减少有害排放物，从而污染了河流和海域。

 

　　上面一些事例都说明成本外部化给我们的经济与生活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既知成本外部化之恶，就应追求成本内部化之善。成本内部化，无非是让制造成本者自身来承担其成本。

 

　　但是，“路曼曼其修远兮”。在达致成本内部化之路上，我们首先遇到的敌人，就是国人自己。胡适曾经于1924年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的短文，大出风头，名扬一时。其实当代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差不多先生”的数量之多，行为频度之高，决定了我国存在一种后果严重的群体文化，那就是“差不多文化”、“凑合文化”、“将就文化”。面对各种各样的成本外部化问题，国人采取的多是“差不多”态度、“理性无知”的态度，缺乏公共参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