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浪尖高尚全：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向前进/文

　　生于1929年的高尚全，今年78岁。这个年龄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里面，不算小，也不算大。他上面那一代的老经济学家杜润生、于光远都超过90岁了，虽是大音稀声，但也都老骥伏枥，做着别人无法替代的还原历史的工作。二人对近几年经济学界刮起的阵阵“旋风”颇有些不屑。

　　与高尚全同辈的经济学家中仍在世的，童大林今年88岁，马洪87岁，这两位因长期患病，行动不便，社会活动、学术活动都已淡出。稍小一点儿的刘国光83岁，黄达82岁，王珏81岁，杨启先80岁，吴敬琏、厉以宁同庚，都是77岁。

　　高尚全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外国教会学校，是旧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个已经消失的大学与中国许多不同凡响的名字联在一起。荣毅仁、邹韬奋、宋子文、刘鸿生、周诒春、顾维钧、林语堂、丁光训、范敬宜、董乐山都从这里走出来。

　　大学毕业后，高尚全一直在一机部等部委机关从事政策研究。这种研究必须务实，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经济部门工作，高洞悉到计划体制的严重弊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开始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呼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僵硬的计划经济。50多年来，高尚全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说他这一辈子虽然工作岗位在变，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

　　刘国光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新中国成立后，刘国光又被派到莫斯科经济学院专攻国民计划经济学，此后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0年代初虽有一段短暂的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经历，但他大部分时间基本都在社科院工作。

　　2005年以来，刘国光发表了一系列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文章，他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市场解决不了经济总量平衡问题。这个观点不仅与理论界有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共识截然相反，而且也与刘本人1980年代以来的一贯主张自相矛盾。恰好就在2005年，刘国光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这个奖项实际是奖励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高尚全担任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自然，刘国光的言论令高大出意外。

　　细究起来，刘和高还算是同乡。刘的老家南京，高出生在嘉定，而嘉定历史上属于江苏的一个县，直到1958年才划归上海。在这场不可避免的碰撞中，高尚全始终处于守势。在他2005年10月发表《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中国改革》一文之后，几乎成了网络世界的众矢之的。高温文尔雅，有绅士风度。近80岁的高龄，在网络上背负那么多骂名，他当初做梦也想不到。

　　如果要说势均力敌的争论，倒是发生在刘国光和刘吉之间。“二刘”同为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但现在观点对立。在一份内部刊物上，双方的用语都动了肝火。刘国光说要“清理经济学教学科研的领导队伍”、“试看今日域内，究竟谁家天下？”，而刘吉反击说，“有的人一辈子就知道打棍子”。

　　当有人批评主流经济学家祸国殃民的时候，殊不知，主流经济学阵营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改革的旗子能举多高？

　　高尚全担任着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他是接任童大林、安志文之后的第三任体改研究会会长，已连任两届，同时他还是国内最大的民间智囊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这两个职务应当极具挑战性，作为一位老人，他也算是超龄、超负荷工作了。

　　网上有人称，“高尚全是当今中国经济学家中拥有最丰厚政治资源的人”。此话有些夸大。体改研究会有30个编制，享受全额财政拨款，1983年成立时，它是部级单位。但在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合并，将体改研究会一并划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领导。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意味改革力量的边缘化。这并非说发改委领导不重视改革。其实，合并后的发改委主任马凯也曾做过体改委副主任，他自己也常说“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但发改委以发展为主体，这却是明摆着的。有人认为，“发展”是实的，而“改革”就有点虚。

　　体改办的撤并，是不是改革已经结束？国际上，改革还有一个通用说法叫“转轨”。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下一步只是“完善”的问题，那么“转轨”的任务是不是已基本完成？新一届领导对改革怎么看？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其时，还真让人琢磨不透。

　　这里还有一个制度安排上的尴尬。人们记得，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前身是国家计委。改革，改什么？就是改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大本营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把体改办合并到自己原先的改革对象那里，体改工作不可能不受制掣，而作为体改喉舌和智囊机构的体改研究会就更难大展拳脚，有所作为。加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对经济以外的改革又不便多说，因此，体改研究会的“研究”，上有玻璃顶，前有玻璃门。处在这个体制中的人，前虞跋胡，后恐疐尾，动辄得咎，便是预料中事。

　　有人以讽刺的口吻给高尚全冠以“精英代言人”和“改革旗手”称号。作为体改研究会会长，在这样的体制下，纵使他想做改革旗手，这个旗子能不能举得起来？举得起来又能举多高？

　　改革被部门利益所左右，这是近两年改革备遭诟病的一个方面。很多人认为，发改委作为国务院系统最重要的综合职能部门，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部门利益，由这样一个职能部门来分管改革，改革政策的出台难免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基于此，2004年以来，高尚全、迟福林、保育钧、刘纪鹏等人提议恢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把改革从发改委独立出去，后者自然不情愿。这又使高尚全有些两面不讨好。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恐怕终生都难逃挨骂或是被人误解的宿命。

　　稳健而温和的改革派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正式发表前的1991年，北京的一些理论家给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士送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的帽子，在最近发生的所谓“第三次大争论”中，又有人把这顶帽子送给了高尚全。有人统计，“资改派”代表人物不仅包括高尚全，还有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张维迎等等。但了解高尚全的人知道，这个帽子戴在他头上并不恰当。

　　在理论界中，高算是温和而稳健的改革派，无论左、右，他都反对走极端。在他所主持的研究会，他最反对发牢骚，说怪话，搞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举动，他甚至反对用俏皮的新闻语言说改革的事。他历来主张稳健和理性。他身边的人说，高对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高超的政治把握。他被一些人称为“政府经济学家”，因为他担任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陪过了3任总理，6次参与全国党代会文件的起草。要说“主流经济学家”的话，他可算是“超级主流”，但他绝对算不上“资改派”。

　　2006年中国理论界有一个被诬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事件，而最引起争议的是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发言。其实，贺教授在许多公开场所都讲过他激进的改革主张，而且，其中主要观点在1980年代曾被许多人公开、广泛的讨论过，可以说并无新意。但这是一个带有官方性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原始记录稿在网络上公布之后，高尚全立即被推到风口浪尖。

　　体改研究会每年的初春时节都在西山杏林山庄召开一次内部会议，讨论宏观形势和今后改革思路。正如高尚全后来在《炎黄春秋》的一篇长文所讲：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改革成就有目共睹，公开质疑改革开放的观点，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没有说服力。但是，也必须直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的共识。

　　由于组织工作的疏忽，拿到会议速记稿的一位某杂志社记者将原稿传给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朋友，这位记者是乌有之乡网站的拥趸，他很快把速记稿发到这家网站，随后又被转贴在海外华人某网上论坛。一时，海外媒体议论纷纷，国内的告状信接踵而来。最离奇的是乌有之乡网站黎阳的署名文章《“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看“精英”西山会议发言》，该文将杏林山庄会议与国民党西山会议联系在一起，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说“改革精英”的“西山会议”原始记录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完整的党纲党章，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始作俑者，其无后。”从会议组织方来说，未加修订、未加发言人同意就将会议记录海内外公开发表是工作中的严重疏漏。作为会议召集人，高尚全深深自责，几个晚上通宵失眠。

　　在这个会议上，高尚全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改革阻力很大，对改革的非议也很多，建议中央领导出来表态。凑巧的是，隔了一天，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句话，可以称得上2006年中国改革的最强音。

　　政府改革，再难也要改

　　近几年，高尚全投入了极大精力来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他提出“政府改革”，与他前些年发展“民本经济”的主张一脉相承，甚至是一枚硬币之两面。政府改革搞好了，可以促进民本经济的发展，发展民本经济必然要求政府改革；民本经济搞上去了，政府改革也就有了条件，政府改革必须顺应民本经济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是改革的推动者、设计者，现在，改了一圈，改回来，要政府自己改自己了。高尚全认为，所谓入世，主要是政府要入世。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为何难有突破？阻力都是来自于政府转型的滞后。政府改革已成为改革的焦点。

　　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十一五”期间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是低调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猜想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项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高尚全也仔细掂量过改革的难度。用自己的手掐自己脖子，能掐痛吗？掐痛了会不会松手？

　　政府自我革命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再难也要改。在论述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时，高尚全用了“越位”、“缺位”两个词。“越位”就是政府干了市场能干的事，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担当投资主体，干预微观管理；“缺位”就是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发挥，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而服务职能不够，责任意识不强。“越位”的要“让位”，“缺位”的要“补位”。政府改革的复杂道理，他用了三个词就说清了。

　　除此之外，这两年他一直致力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工作。高尚全有一个理想，在十七大或稍后的中央全会上，能把自己近年来的某些观点吸收进大会报告或决议中。

　　其实，要说到对改革重大决策的影响和理论创新，高尚全有过辉煌历史：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他与刘国光、吴敬琏、杨启先等人是这个“突破”过程的参与者、亲历者；

　　1986年，他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吸收进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3年，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他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并最终获得通过；

　　1997年，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人权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2004年，他和研究会同仁提出“政府转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心”，这个观点被吸收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并被2005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

　　当然，也有没被接受的建议。譬如他建议，党的全会作出决定前，可以先建立网站，发布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广泛征求意见。

　　在经济学家中，高尚全是个不善演说的人。但他非常讲究表达的准确和深入浅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城市，古代中国有，西方也有，市场+城堡，就出现了城市。我们不承认市场，但总不能把城市叫“城计”(城堡+计划)！

　　——在1956年，上海的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十一个部门的审批，要盖十一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

　　——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大量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定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不行。

　　高尚全的这些“改革语言”，简明易懂，鞭辟入里，有的已编入中学课本。而这位老人所经历、所见证的28年中国改革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直观、最经典的教材。

　　迟福林：我国28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准确把握社会矛盾变化是成功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同28年前相比，目前我国社会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我国社会矛盾的深刻变化，表明28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表明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经济观察报：这两对矛盾有没有可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得到解决？

　　迟福林：我认为，面对第一个突出矛盾，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第二个突出矛盾，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这样做，不仅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重大作用，还会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我在2006年2月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曾建议，“十一五”时期的改革，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以大大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体制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为主要任务，以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为基本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经济观察报：谈到公共品、公共服务和分享的问题，那么政府将起到主要作用，政府转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否将越发不容回避？

　　迟福林：最近两年，中央一再强调，“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

　　还是在温家宝总理的那次会上，我谈到，今后几年，要有效地解决社会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政府要扮演好两种角色：一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尤其要“合理界定”和“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范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二是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目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公共服务的不到位，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既然是“公共”、“分享”，那就少不了要提到农村，城乡在获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你对农村问题有什么看法？

　　迟福林：从农村的情况看，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不到保障。目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公共服务因素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比例大概在30%～40%左右。这个比例，已接近拉美国家。

　　缩小城乡差距，不是缩小城乡经济总量的差距，重要的是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的过大差距，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今后，政府应做到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今后几年国家资源配置的重点应当放到农村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

　　从广大农民的基本需求和现实情况看，应该加快推进如下改革：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的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保障、救济制度。

　　经济观察报：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差别较大，地方政府也普遍面临更快发展经济的压力，对于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怎样才能做到目标一致？

　　迟福林：对这个问题，我提出，要尽快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从“以经济总量为主导”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转变。

　　从总的情况来看，目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仍然以经济总量为导向。但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这种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无论是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是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重要的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尽快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这既有利于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又有利于推进市场化改革，更有利于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体制。

　　总的说，目前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对中央强调的扩大和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还缺乏充分的估计和深刻的理解，紧迫感不强。

　　因此，站在改革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进一步改革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而且对于打破GDP政绩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对协调重大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都将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