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我是一个公民

　　刘兆琼/文

　　也许是她的非官方身份给了她说真话的勇气，或许是房地产行业所受到的社会关注而成就了她今天的名声，人们称王炼利为“民间学者”。

　　但是她却称，“我更喜欢的是‘学着’，进行时态的，我会用毕生的精力不断地‘学着’。”

　　开发商与政府的利益纠缠

　　王炼利第一次写房地产方面的文章是1998年。那年，她写的文章被呈送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正是这一篇文章使她受到当时上海有关部门的“训话”，也使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政府利益和房地产商利益的紧密联系。

　　“我被叫到市房地产部门，一个领导对我说：‘说话是要负责任的，暴利的结论是不能随便下的，房地产商已经很苦了。’听了这些话，我就觉得，政府怎么能站在房地产商的立场说话呢。这是我的直觉。”

　　“1998年某日，上海市建委主任约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内作了谈话。他告诉我，上级领导、上海市委对我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他坦诚对我说，关于征地费用，我所反映的1994年时浦东每亩土地征价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所听到的都是每亩土地征地价是50万元，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费用也与他听汇报的7至8万相差太远，他决定派人下去实地调查，通过直接与农民接触，了解农民的真正所得，并从查看最原始的账本入手，看征地费用到底应该是多少。他还说，市领导希望我提供的数据是正确的，果真如此，上海的有关房

地产政策将要有所改变。”

　　“当时我很欣慰。”王炼利说。

　　到了2002年，房价又开始大涨了。王炼利感觉到，房地产业的问题已经不是房地产业一个部门的问题了，她决定从国民经济核算层面来分析中国的房地产问题。

　　“当我从上海

图书馆看到厚厚的《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时，我瞬间热血上涌——我知道这里面有我需要的上海市民住房详细资料，这本是我从事研究的基础数据，但我已经不敢奢望能得到它，现在，就这样‘偶然’发现了”。之后，王炼利写了一系列在业内有影响力的文章：《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市场》、《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上海房产市场和房地产业》、《努力少纳税的房地产商和不努力收税的政府》、《住房改革：是大多数人受益，还是大多数人受损》、《中国学者官员在房地产问题上的逻辑错误》……这些文章都直陈中国房地产改革中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有些人士心知肚明，却常常“无人敢言”。

　　王炼利想用数字来证明：地产商在获得土地时的层层利益、政府在批土地时所涉及的猫腻、以及中低收入的老百姓是如何在房产改革中被盘剥的。王炼利说：“我希望大家分享我的思考成果，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人们。由于种种客观因素，底层社会的人们不可能像我这样从事研究并取得令人关注的成果，他们虽然感觉到自己‘吃亏’了，但由于不能很顺畅表达自己想要说的，有时只能用谩骂来表达这种情绪。而我的文章能告诉大家，‘吃亏’在哪里，我们该怎么做才是既理性又能达到目的的，我的文章是在为人民监督政府、为政府提供方法。”

　　“幸好有书”

　　上世纪70年代初，王炼利就通读了《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而她对政治和时事的敏感也从那时候就开始累积。但是崎岖的身世、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她一直都无从发挥。

　　一个夜晚，当她一个人面对如水的月光，看着镜中的自己，那是一张如此美丽的面孔，但是社会却给她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她哭了，不仅是因为她的遭遇，更因为她是如此的寂寞，她的才华、心声、抱负，无人倾听、无人理解。

　　“如果说自杀的话，当时都可以死100次了。幸好有书，在读书中，我得到了升华。我一直认为我不会就这样过一辈子。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自己价值的回归。”

　　1988年，当了20年工人的王炼利走上工程预算技术员的岗位。而她仅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工程预算这门专业技术工作。年底的时候，当初接收她的基建科长给她敬酒，还说：“王炼利，我可是从不给人敬酒的！”后来由于船厂资金缺乏，基建慢慢冷清了下来。王炼利感到了危机。90年代初，在一个跳槽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年代，她毅然辞去了船厂的工作。那时候，她虽然承担土建、安装、水工、园林、市政等众多专业的工程预算工作，并且还是全厂审计“一支笔”，但是她离职的时候，职称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不过，她对自己坚定的信心和超强的工作能力使她顺利找到了工作。

　　这次是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这是她工作历史上惟一一家房地产公司，但也就是这家公司使她对房地产行业的运作有了一定了解，也是在这一时期，她对上海房产的一些项目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1998年的时候，上海的商品房单价已经有3000-3500元，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要20多万，普通老百姓是买不起的。而那时候，媒体一再鼓动老百姓买房子。我认为这很不正常。”

　　从船厂到了地产公司，对外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对王炼利却“很普通”。“因为知识是触类旁通的。我原本只是一个67届初中生，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但我从70年代初就开始读历史、读文学、读哲学、读美学、读政治经济学，还自学高中数学、高等数学和数理统计，是全行业公司第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通过者，90年代因为工作需要又自学现代管理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我认为，是多年的知识积累使我能够很快地进入一个新行业并能很快做出成绩。”王炼利说。

　　“一个公民”

　　王炼利研究房地产，写了很多批判房地产业“发展”的文章。她说：“我没有资格代言什么，我只代表我个人，一个普通市民。”“但我是个公民。”自始至终，王炼利一直强调着“公民身份”。

　　“看到很多房地产专家和经济学专家写的文章，但是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解除我的疑惑。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研究。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因为专家不能给我解惑。”

　　她家里电脑中的资料十分浩繁；她每天花在对各种数据的统计、各种材料的搜集以及数据的分析上的时间超过8小时；她的文章曾受到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欣赏，但是在国内媒体曾经屡遭冷遇，“现在情况大有转变了，好多报刊杂志都来约稿，说明时代在进步啊。”

　　她1995年学会使用电脑，后来学习用网络发送文章，在网上开博客，她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跟帖，人们开始对她的身份进行猜测，“作者不可考”，“王炼利这个人可能根本不存在，没人敢这样批评政府和房地产的利益勾结”，“王炼利可能是建委的人。”

　　王炼利的家是一处80年代建的公房，她周围的朋友都是普通工人，他们平时和王炼利的接触也仅仅是生活上的礼尚往来，这些人里面没有人知道她一天到晚来去匆匆是在进行经济研究——她的研究领域远不止房地产，工业经济、第三产业经济、国民收入等都是她的研究范围，这些研究文章都登载在高层内参和大学学刊上；她还登上过国际经济研讨论坛发表有关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论文。“他们如果知道我在进行经济研究，肯定吓一跳。”她笑着说，就是她的家人也几乎不知道她现在已经引起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关注。生活中的她十分谦和，只有谈到她的研究、她的过去、她的思想的时候，她才变得犀利而动情。

　　她是上海民间最早指出房地产是“暴利”行业的人之一；是第一个用官方数据公开指出房地产行业和政府有利益牵涉的人；是第一个从房地产工程预算的角度对地产行业从拿地、到建设、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详实核算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她，她的文章开始远播海外，《联合早报》、《世界日报》都对她有过评价和报道。有人说“她说真话的情操让我等汗颜，惟有致敬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声音从未削弱，但王炼利的声音充满感情却又不过激。

　　经济观察报：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开始关注房地产这个行业？

　　王炼利：其实，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对社会时事就已经很关注了，但是那时候并没有特别关注房地产行业。我的经历、读过的书、所从事的工作，给了我眼界和能力研究新的行业。我以前是做基建的工程预算，所以对房地产比较熟悉，后来到房地产公司工作，也听到了业内很多的现象和传闻，对地产行业上下游的操作都有了相当的了解。我对这些有一些困惑和不解，社会上所谓的专家又不能给我合理的解答，所以我就决心自己来研究。

　　经济观察报：您感觉目前上海地产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形势呢？

　　王炼利：最近上海的一系列事件对上海甚至整个华东地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老百姓现在最敏感的也就是房价。老百姓走入了一个误区，拼命想让房价降下来，其实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不在房价上。

　　中央1998年23号文件里规定：低收入者用廉租房；中低收入者用经济适用房；高收入者，才是买商品房。这个精神我觉得是正确的，应该把它坚持贯彻下去。

　　但是后来这个精神并没有贯彻下去，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渗透了太多官员的利益，各级大大小小官员的利益。因为政府能够参与经营买卖的只有土地。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和不可再生，而你又把中低收入者全部推向市场的话，这些人就必定没有办法买到房子，因为商品房是遵循市场规律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需要负起责任来，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如新加坡，针对低收入者免地价，然后再打八折；又如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都不敢把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大规模地推向市场。

　　1945年的时候，美国住房私有率是40%多，到1965年才到63%，又过了25年，才达到65%。

　　经济观察报：最近有些媒体要求公布上海房屋成本。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炼利：我们不需要房产商公布房价，建房成本是差不多的，比如上海，就是1400元左右，没有太大的区别，重要的是地价的区别。2004年的第一次经济普查，上海的利润占据全国的34%，广州是19%，两个城市就占据了全国的50%之上。所以，上海土地增值税就全部不收了，因为这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暗箱操作。而且，公布全部成本不现实，公布部分成本又毫无意义。卢湾区的一些新盘，2005年的时候是每平方米1.3万元，现在是3万多，涨了1.7万元，你就可以从中算出利润了。

　　经济观察报：您为什么会认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和政府利益是紧密相关的？

　　王炼利：我1998年的时候发表了那篇文章之后，被上海市建委的人叫过去问话。当时建委的人跟我说，“暴利的结论是不能随便下的。房地产商已经很苦了。”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政府部门的人这么袒护房地产商。后来，我又从纳税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写了《努力少纳税的房地产商和不努力收税的政府》一文。

　　人们往往根据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这些字眼望文生义，认为这些税款都应该是房地产缴纳的税款。其实这是误会。房产税中，房地产业缴纳的部分只占10%不到，其余都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经营性房屋业主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中，房地产业缴纳的部分占得更少，只有4%左右；只有土地增值税，房地产业占到70%左右。从2001年到2005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只在国家整个税收中占2.2%的比重，房地产业缴纳的只占约3.5‰。

　　2001年到2005年，城镇土地使用税一共收了478.1亿，其中2004年和2005年两年中收的占51%。这478.1亿中，属于房地产业缴纳的只占4%左右，即约20亿，平均每年4亿，如果城镇土地使用税增加两倍，4亿再增加两倍是12亿，年销售额1.8万亿的房地产商不会在乎每年多缴纳这8个亿，由此看来，政府的不作为是很明显的。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目前的调控政策对平抑房价有用吗？

　　王炼利：起码一点，老百姓看到了一个希望，他们还是把眼光盯在房价上。中低收入应该住什么房子，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上海老百姓觉得，我如果不买房，我就是没面子，现在的观念是这样的。很多人死要房子活受罪，现在又多是独生子女，有些是双方家庭倾其所有买了一套房子。我觉得这种消费观念是畸形的消费观。中央调控政策出来之后，很多老百姓要求退房，观望气氛也很明显。我的看法是，住房可以是商品，但住房这个商品的消费一定要分层次，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就是不能完全市场化，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承担责任更是人民政府的天职。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