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我的目标是影响一批医生

　　刘溜/文

　　12月12日，张可刚刚从河南回来。北京西南二环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办公室里，这位身穿白大褂、39岁的医生笑容爽朗，但说到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的境况时，便停顿，然后转折，“多说就会让人流泪的”。

　　22日傍晚，给张可打电话时，他正从河南的一个县赶往另一个县，手机那头不断传来吵闹的车鸣声，他大喊“什么，我听不见”。每年现在这个时候，除了看病外，张可还要带一些衣物和捐款去送给那些在寒屋中的艾滋孤儿。

　　1999年以前，张可一直在感染科专门治疗肝炎，因不愿多开药、不肯拿回扣而常挨批。这时他接触了从河南来的艾滋病感染者，从此一有空就往河南跑，走村串户替人看病。

　　挨批、写检查、差点被医院开除，甚至不明的威胁，都没能阻挡住他前往河南的脚步。

　　2004年，根据五年来对河南艾滋病患者的大量调查，张可写成了《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因有偿献血造成的HIV感染总人数应该在30万人左右”，这比同年卫生部对河南拉网式普查得出的2.5万感染者人数的10倍还要多。

　　2006年10月，经过近一年时间、对1700名感染者的入户调查，张可又完成了一份《农村、农民、艾滋病—2004-2006河南、安徽农村艾滋病调查》。

　　七年下来，张可跑河南不下七八十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有约两万。

　　在与艾滋病的这场斗争中，他不知道有没有胜利的那一天。病人一直在不断死去，他时常感到无能为力。但他从未认输过，在艾滋和死亡面前，他以他平凡而务实的行动，保卫着生命的价值。

　　还没有医生能做到这一点

　　张可对自己所付出的辛苦劳累总是一句带过。

　　问他病人多的时候有多忙有多累，他说自己体力挺好的。对于会不会经常碰到麻烦，他答曰，“只要脸皮厚就够了”。

　　从1999年起，艾滋病感染者、爱之方舟负责人孟林就认识了张可。近几年，他们经常一起去河南开展工作。孟林说，他们每次出发前，都会打开地图，设计好路线，以节省时间。

　　有一条路线是这样的：信阳-驻马店-上蔡，再往北，至商丘，经南阳，再到山东。“十天半月下来，累极了，有两个社会学博士跟着我们跑过一趟，受不了”。

　　2005年夏天，孟林和张可一起去信阳。那儿是丘陵地区，很多村子只能徒步。每天早七点开始，一直到天黑，每个村的感染者都来了，张可整日汗流浃背地坐在感染者中间。接着又去了南阳，“那儿的艾滋病很严重，还没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回到县招待所，有三个病人不敢暴露自己的病情，就追到招待所，张大夫又继续给他们看病”。

　　在孟林眼里，张可的工作“简直不是人干的活，用手摸溃疡，检查皮肤的变化”，而且“没有谁手上的病人像他这么多”。

　　“张可是很了不起的人”，孟林说，“他是主动去找病人，去给他们治病，还没有医生能做到这一点。这么多年，一跑十天半个月，河南的感染者一说张大夫，都特别信任、感激”。孟林现在也把自己的治疗交到了张可手里。

　　“张可从来没有专家的架子，他给感染者讲课用的是很通俗的语言，一点一点地让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懂，我就从自己这十多年的治疗经历讲药物的重要性。”

　　“我们也问他，你图什么呀，他说我吃传染病这碗饭的，不干这我干什么呀。对他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孟林说。

　　医生怎么能这样当呢

　　到北京17年，张可仍是一口抑扬顿挫的川音。

　　张可是四川阆中市广元县人，他小时候，那儿没有公路，也没有电，十二岁才第一次见到汽车。

　　大学接受的医学教育让他深感幸运，老师都是过去教会医学院的。“他们的医学教育承接了宗教的东西”。

　　但当他1989年毕业，到医院不久，张可就发现，“医生怎么能这样当呢，有用没用开一大堆药”。

　　他说，“病人来了后，有时我觉得你这情况只需要观察，病人不相信，就去找主任，领导过来把我骂一顿，病人开了几千块钱药，他觉得高兴了”。

　　那几年，“你要好好干，跟他们理念又很冲突。为了经济利益过度治疗病人，在医学界非常严重，市场化之后越来越严重，97年我干脆请病假，待了两年没干活。”

　　1999年，张可重新回到肝炎门诊上班，这时医院换了领导。新领导说，“要不你去艾滋病房吧”。

　　艾滋病房就是医院太平间后的两间小房，“谁都不愿去，说白了，就是没有收入”，只有徐莲芝和李洁两位大夫。张可说，“那我就去看艾滋病吧”。那是1999年7月。

　　我们是来找你看艾滋病的

　　刚到艾滋病房时，病房是空的，一个月看不了一个病人。张可想，艾滋病这玩意儿还不如肝炎呢，至少得休息五年以后才有事干。

　　1999年8月一天早上，张可被几位农民拦住了。他们一共六人，领队的叫任春生。

　　这六人是河南新蔡县东湖村人，因九十年代中期卖血而感染艾滋。让张可吃惊的不止于此。任春生说，他们那儿像他们一样卖血的、得病的人多得很。

　　张可觉得有必要去河南跑一趟。

　　这年9月的一个周末，他辗转到了新蔡县东湖村，一去就被太多的病人包围，他们身上都有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热、腹泻、消瘦、淋巴结肿大等各种症状。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名3岁女孩呆滞的目光，她已经发热3个月，她的母亲躺在屋子里，一只眼睛已经失明。

　　那天他不停歇地看了300多病人，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

　　回京后，他向医院作了汇报，院领导不置可否。与此同时，张可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警告他不要再去河南。而从河南发出的告状信也到达了卫生部。

　　张可找到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曾毅介绍了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王淑平。王淑平原来是河南周口地区防疫站的技术员，1994年在卖血员中发现了第一例HIV感染者，不久遭单位开除。

　　张可与王淑平聊了两次，“聊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解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才知道居然有这么严重”。

　　如今王淑平已远走美国，张可说，“她的贡献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她的这一偶然发现，河南的卖血可能要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那可不得了”。

　　不是疾病的问题，是贫穷的问题

　　张可一直提醒自己，“我是医生，我的主要工作是医疗服务”。但是“做多了，发现不是疾病的问题，是贫穷的问题”。他经常在家看农业频道，看到有什么致富信息，回头就给感染者们讲。

　　从2005年到2006年，张可对河南、安徽两地的农民感染者的基本生活状况作了一次调查。

　　这次调查中，每名受调查者可获得十块钱。张可记得，有一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了很远的路，就为了拿到十块钱后，可以给父母双亡的孙女包上一顿饺子。

　　调查报告显示，感染者中只有0.09%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了50.23%，有57%的受调查者半年才能吃上一次肉。

　　感染者的人群构成中，有50%都是文盲。“这样一个大的群体，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卖血得的病，这怪谁呀，只能怪自己嘛，他们的自责心理非常强”。

　　对国家提供的艾滋病关怀政策，90%以上的感染者表示满意。张可说，“满意度是说对中央政策的满意度，不是对基层落实政策的满意度，这是两码事”。

　　感染者对基层满意度非常低，“国家给的钱怎么就到不了农民手上，上蔡一个县委书记就贪了1000多万呐”。

　　张可说：“这个报告是为了认识到感染者出现的贫穷状况，而且也反映他们对政府的看法，可以作为政策依据。”

　　带一支医疗队下去

　　2003年国家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之后，河南农村艾滋病人大面积死亡的状况已得到基本控制。

　　张可也基本上用不着带上扛着药袋的志愿者前去看病。

　　但张可说，仍没有几个医生愿意到农村去。

　　而2006年的死亡率又开始攀升。新的问题是，一旦国家提供的抗病毒治疗出现耐药，不管用了，就无药可换。地方医生的主动性也让人忧心：“政府让发药，就发呗，吃完了拉倒，有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

　　十几天前，张可去随平县医院看了十几个病人，“医生没搞清楚病人出了什么问题，病人全躺在床上，我要不去，全都要死掉”。

　　张可说，在这些医院，“治疗基本上是错的，没有人会，会的人又不愿意干，因为干艾滋病没钱”。

　　从2001年开始，张可自己办了个乡村医生培训班，学员回去后都起到了骨干的作用。

　　国家举办培训班后，他停止了这项工作，但仍时常邀请一些地方医生到北京参加研讨会，“主要是讨论存在的问题，把上面的官员请来，做些沟通，反映些问题，因为下面的信息上不来”。

　　最近张可计划办个网站，希望能找到一批愿意去为农村感染者服务的医生，“80-90年代，中国曾派出多支医疗小组到非洲去为那里的人民服务，今天到我们自己的人民在遭受艾滋病折磨时，却没有人愿意去援助他们”。

　　张可说，“我的目标是今后能影响一批医生，最好能够带领出一支医疗队”。

　　经济观察报：这些年在河南，有没有受不了的时候？

　　张可：对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见到那么多人在受苦受难，在死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开封，那天晚上去看病人，三个小孩站在床前，母亲快要死了。旁边的陈医生让我帮他看看病人还有没有救，我一看，已经不可能救活了。我连看都没有看，就把身上的钱拿出来给小孩，就走了，受不了，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走到郑州的时候，发现身上只有五十块钱，后来站到保定，混回北京来的。

　　这种情况在下面特别多，目睹的人需要极大的承受能力。

　　经济观察报：到目前为止，死亡率最高的是哪个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可：死亡率最高的可能是上蔡的后扬村，原来有1000多病人，现在可能只剩500多。2006年的死亡率又开始攀升，我感到无能为力，很困惑。有时候抗病毒治疗耐药了，不管用了，没药可换。发的那些药，不好就吃坏了。

　　现在的药物就靠政府提供了，要是政府提供的没有好的方案的话，那就会非常费力。

　　在河南，我首先感到的是，传染病不能搞成这样，不能搞得到处都死人。回到北京一看，医疗条件挺好，那儿怎么还那么糟糕，那种心情很沉重。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怎么看待河南艾滋疫情整个事件？

　　张可：这个事件在中国甚至世界卫生史上都是罕见的，它反映了这个社会在那个时间段里无法避免的混乱状况。唐山大地震十年后，钱钢写了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这事从1995年到2005年也十年了，我们还不敢把所有资料公开，因为当年的很多官员还在位。

　　我最痛心的是，中国社会，就医生来讲，看到这样的灾难都不愿意去管，大部分医生都是这样，宁愿看到他们死亡。专家都在北京，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也跟人吵起来，人家就说我不愿意管这些事。这才是最根本的。

　　经济观察报：在《五年调查报告》里，你写道，“没有人将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也没有人需要为这场灾难负责。灾难的发生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我们的人民必须吞下自己为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这段话的深意是什么？

　　张可：《五年调查报告》的目的是想提供一个解决方法，让大家不要在历史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因为作为医生，我们先看重的是生命，先救人再说，不要吵到人都死完了。是这样一个总体意思。

　　经济观察报：我要是这些感染者，我肯定想不通。

　　张可：凡是输血感染的病人，到我这里来，第一件事是哭，哭上半小时一小时，为什么，就是想不通。昨天来的一小孩说是新生儿黄胆，也给输血；四川一个女的生完孩子后没事，医院说这里有血给你输点儿。他们觉得愤愤不平，简直亏死了。

　　当年医生输血也是有回扣的。为什么我这么恨药品回扣，因为人命都不安全了，他给你瞎用，当年输血问题也是这样，百分之九十都是不需要输血的。

　　输血感染的人跟卖血感染的绝对一样多，为什么卖血感染的看着多呢，因为他们都集中在村里面，而输血的都是散的，找不着，多得很。

　　经济观察报：你每天面对这些，还有那么多外界压力，怎么能承受这一切？

　　张可：这么多年，如果天天看到天天哭，就想到别人那么痛苦，那你很难继续做事，但你换个角度看，就觉得我还是挺幸福的。我这人很实际，很实际的人就很乐观，不会去追求一些虚的东西。

　　在河南做事的，为了功利，为了社会名气，为了国外机构的认可、捐款，甚至骗钱的都有，这些事情我都知道。话说回来，虽然有功利心在，但他们也是在做事情，他用十块钱做了一块钱的事情，就行了。

　　我的目标就是当一个纯粹的医生，一个好的医生。我也不想当领导，也不想挣钱。只要病人认可我就够了，我都是尽全力帮他们。

　　医生不会因为这个人是罪犯、这个人道德有问题而区别对待，也不会因为这个病多危险就躲闪。非典的时候，我可能是中国医生在病房待得最长的，待了108天，从佑安医院收第一例非典病人到送走最后一个。当你面对这种危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选择。

　　经济观察报：这七年肯定影响了你对医生这一职业的认识？

　　张可：影响非常大。艾滋病出来后，很多问题改变了一个临床大夫的很多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一般的临床大夫每天看完病就回家，这个社会什么事跟我没关系，国外的医生也是这样，特别专业化。

　　但是艾滋病牵扯到大量跟疾病相关的事，比如慈善事业，艾滋病孤儿，还有扶贫。有时候我也在控制自己，不要离主线太远，我的任务还是救人。

　　现在就把它看成自己的事，不能有太多怨言，怎么就你一个人跑，别人怎么就不去。这完全属于自愿。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