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水：盛世危言

　　何谦/文

　　2006年3月4日，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李德水语惊四座。他的矛头直指跨国公司，预警如果任跨国公司恶意并购自由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自主品牌将逐渐消失，一大批骨干企业也将不复存在。他甚至已经预见到最坏的结果：“到最后，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中国就永远只能当个打工仔。”

　　一场波及整个国家的争论就此展开。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引发这场争论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12天后悄然卸任，在62岁的时候正式退休。此后，他就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李德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谢幕。他的忧虑在2006年却被一再提起，之后发生的事情或许不在他的预料之中：凯雷并购徐工案被一拖再拖，并且演变成一场口水战；一些金融领域的并购忽而没了声息；洛阳轴承的命运突然间被所有人关注，而一个外资并购的新规定，也以超过以往的速度亮相。

　　预警者

　　甚至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人也感到惊讶，对外资恶意并购的警示，竟是由这位国家统计局局长发出来的。

　　李德水2003年3月就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更多的人对李德水的印象，始自他每年出席的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他作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报告者，解读数据，对未来的经济趋势做出明确的判断。

　　李德水对宏观经济的解读从不模棱两可，总是直陈观点，这几年中国经济一路向好，他却更喜欢提出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他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平和而有

幽默感。

　　在他任上，每年末他都会和跑统计口的新闻记者见面，交流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并且听取意见。当时，一些记者称统计局为“最开放的政府部门之一”。

　　李德水兴趣广泛，这或许也是他会聚焦于产业安全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他曾抽空研究地质学和气象学，以了解中国生态变化的情况，并将自己撰写的文章发给同事分享。统计局被看作经济气象局，预警风险更是分内之事。

　　不过，李德水显然不是随意提出产业安全的命题。在2006年两会上，他就曾跟同在经济组的政协委员们交底，他现在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产业安全，一个是金融危机。

　　“他对中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关注，也因此发出了不少盛世危言。” 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说。他的警告甚至也包括对企业老板。

　　2005年初，他就曾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告诫企业老板们：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平均工资只有600元/月左右，这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和他们父母辈20多年前打工的水平差不多，而经济发展得这么快，这公平吗？企业的老板们也应该反思，农民不会永远给你打工，需要提高待遇，农民心里有一本账，自己会权衡的。

　　实际上在两会发言前，他已经在组织力量研究产品安全。但是他显然希望更多的人能跟他一起来研究这些问题。他说，我认为这两大问题我们应该集中研究。做产业的人从产业安全、产业振兴角度考虑，搞金融的从金融风险或者中国金融如何发展的角度考虑。

　　在2006年两会上，李德水先后多次就产业安全的话题发表谈话。他认为，外资在中国并购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现在它们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个“必须”是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在华并购战略的基本要求。他们对一般国企拼命压价，对好企业不惜高价收购。

　　他担心，如果大量利润和社会财富的控制权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尽管GDP总量很大，而我们国家的利益却受到损害，广大人民也得不到实惠，并可能直接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那样的话，我们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

　　他呼吁尽快制定外商来华并购企业的法律法规，并特别提出，对以垄断我国市场为目标的恶意并购行为，要有严厉的制裁手段。

　　他的讲话跟之后出现的微妙变局有多大关系，无人可以了解。不过，他在政协经济组发言时，当时在座的包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等经济部门高级官员。

　　他引发的争论贯穿了整个2006年。此后，一系列外资并购案先后陷入停顿，徐工并购案、洛阳轴承并购案先后引发了公众的大讨论，5个月后，

商务部等部委发布了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此前，这个规定在2000年颁布后几乎没有真正对任何一个并购案使用过。

　　而在2006年9月举行的发改委北戴河会议上，产业安全也成为各省发改委负责人讨论的六大话题之一。

　　他被看作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也被看作第一个明确对外资并购表态的部级干部。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他从来没有提过要简单地反对外资并购。

　　他一直主张，跨国公司来华并购企业原是市场行为，本无可厚非。中国继续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改变，也不应改变。只要符合双方利益、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外资来华并购，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

　　他也说过，我们要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去利用外资，要学会外资为我所用，也让外商得到应有的好处。甚至他还说，消极地抵制外商来华并购是错误的。但是之后的很多争论，似乎都选择了他讲话的某一个片断。

　　不过，对于之后的所有讨论和争议，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种方式的公开回应。

　　统计“风暴”

　　李德水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三年，也正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一路上行的三年。期间，李德水和统计局面对诸多非议。

　　最大的争议就在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然而最终中国经济仍然全线飘红。当时，国际上有很多人怀疑中国在有意压低GDP统计数据。而在之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实际已经崩溃，中国的GDP增长数据存在高估现象。

　　他上任之时，地方政府也刚刚完成换届，正在大干快上。而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经济面对投资过热风险却似乎根本停不下脚步。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也近乎于一种潜规则，似乎人人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人在公众面前揭开这个盖子。

　　最后打破沉默的人正是李德水。

　　在2005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面对政协委员提出“各省的GDP数字都比10%大，为何中国总体的GDP为9.8%？中国的GDP增长率可信吗？”的质疑时，李德水没有回避矛盾。

　　李德水说，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竟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李德水坦陈，这种情况“不正常”，地方GDP的汇总数据会超过全国整体这么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李德水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弄虚作假的地方官员。

　　他说，地方各级人大年初通过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往往自上而下“层层加码”，一些地方就会出现统计数据自下而上“层层加水”的现象；一些地方过于看重经济增长指标，常以此作为评价考核主要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甚至还搞“末位淘汰”。

　　他表示：“2005年各省市统计的GDP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多了3.9个百分点，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地区之间相互攀比，过于看重GDP，这个是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并且坦承地方GDP的汇总数据会超过全国整体这么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2006年的两会上，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透露自己为什么会在一年前公开表态。他说：“我之所以要把这个问题公之于众，就是想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帮助、支持统计工作，更好地监督统计工作。之所以有勇气把我们的问题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也是出于我对中国统计事业充满信心。”

　　中国2004年进行完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经济普查工作后，由于调查了大量不在常规统计中统计的团体，中国的年均GDP增长比以往统计高出2%左右，明年修改后，最近几年的GDP增长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1%以上。

　　面对如此大的增幅调整，对外国秉持的“中国威胁论”的担忧，在李德水领导下的国家统计局，依旧选择了对中国过往的统计数据进行公开、全面的修正。

　　也正是在他任上，国家统计局完善了统计核算制度，建立了地区GDP联审制度，地方政府不再对自己的统计数据说了算。2006年，地方GDP下算一级的试点也在进行中。与此同时，国家统计体制也在改变。为了改革统计方法，仅2005年，统计局就有800多人次去国外学习。此后，统计局直属的三支调查队也进行了改革，实行垂直管理，以杜绝地方干预。

　　实际上，统计数据能否更加真实，李德水面对的还不只是地方干部政绩观的挑战。

　　2005年年中。十多万家为国家统计局提供工业品出厂价格、居民消费价格等的价格采集单位收到了一封意外的来信。这封《致价格调查单位的一封信》，署名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

　　在信中，李德水感谢价格采集单位对国家价格统计工作的支持，并号召被调查单位继续支持、配合调查人员的工作，按时、如实地提供调查所需情况，承诺严格执行《统计法》的规定，对单位提供的资料负责保密，绝不向其他任何部门提供、更不向社会披露企业提供的具体数据。

　　而事情的缘起是，由于被调查对象心存疑虑，将价格资料视为隐私，不愿提供，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驱赶调查员的情况。李德水选择了这样一种温情的方式求得理解。

　　但是在统计系统内部，他的铁面也是人所共知。2004年，他带队去四川巡查，跟当地统计干部一见面就说：“我是来挑毛病的”。

　　几个月后，在天津市指导经济普查工作座谈会上，他的言辞犀利：“一旦发现谁在经济普查中人为修改数字、搞小动作，都必须严肃处理。该通报的通报，该撤职的撤职。哪个省的统计局局长敢这样干，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第一次经济普查办公室就通报他，并建议地方党委撤他的职。决非儿戏，就是要严厉一点。”

　　这样做的目标只有一个：确保统计数字真实可靠，不出假数。

　　在2006年3月16日宣布退休后，他担任国家统计局顾问，在统计局还有办公室。不过，他似乎有意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国家统计局人士说，他依旧会不时来局里了解一些他关注领域的经济数据。2006年12月初，李德水出现在2006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上，他跟大家讲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他的演讲中依然充满着忧患意识。

　　“我们一定要从坏处着想，从最困难的情况做准备。”他这样说。这时候，他说他只代表个人，他的身份是“一个宏观经济研究员。”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