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经济看点：一个读者电话引发的退休金热论

　　2006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第45期“特别报道”

　　内蒙古包头市18名县级企业退休干部近日致信本刊反映：当年同为战友、同学，同为县级干部，只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便有天壤之别。

　　策划/《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 执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部

　　关键词：退休金相差悬殊

　　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退休前是某公司的总工程师、经理，职称是高级工程师，工龄近40年，他退休后的月收入是1008元；其妻子，原为农村妇女，后受惠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随丈夫进城，在环卫局工作做环卫工人，后又转正并提前退休，工龄12年，她退休的月收入是每月1300元左右。

　　工龄40年的高级工程师丈夫，退休金却不及做清洁工、且工龄仅有12年的妻子，原因何在？

　　“原因很简单，因为丈夫是从企业退休的，而妻子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

　　上述事例和说法，来自于《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近日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

　　影响力：本刊于11月20日发表了《机关和企业退休金为何相差3倍多》的特别报道，不到2000字，但文章发表后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

　　先是文章发表当天，各大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纷纷转载，网友回帖达1000多条。

　　此后，本刊公共邮箱里收到多封来自读者的电子邮件，编辑部也陆续收到多封手写体的读者来信。其中，有几封来信是多人联名发来的。

　　从内容来看，这些信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退休工人的来信，反映他们相同的境况：作为企业高级工程师或专业技术人才，退休后一直拿的是几百元的退休金，这种境况既不能体现“在职讲贡献，退休讲公平”的原则，同时也难以维持正常的晚年生活；另一类信件是一些具有专业知识或工作背景的读者来信，内容是对此社会现象的解剖和提供解决之道。

　　从这些读者来信看，他们大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有一些人还参加了三线建设。当时工作条件极为艰苦，拿的是低工资，大家追求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从地区看，读者来信涉及多个省份，如贵州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等。鉴于此现象之普遍和重要，编辑部决定再做一篇跟踪报道，所以便有了12月18日的“来自黔、湘、闽、鄂的多封读者来信，再次反映(肩体)企业与机关退休金相差悬殊”一文。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12月19日，编辑部又收到了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徐先生，今年已80高龄，是原广东某企业的退休高级工程师，现已侨居加拿大。他信中称，他是在网上看到本刊11月20日的相关报道的，“读后心情激奋，感同身受”，“提笔写信，感慨万端，不仅老泪纵横”。

　　他在信中还介绍了国外对退休人员的重视，“争相聘请，以充实专业队伍”。

　　点评：“导致退休金相差悬殊的出现，其本质在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这是一位读者在来信中的分析和判断。不仅仅是读者的来信，“退休金”问题在网络上也掀起一场大讨论。很多网友建议：对于因机制转换、工作变动等原因导致劳动者社会保险发生中断、遗漏的状况，有关部门应加强研究，找到适当的衔接办法，使社会保险覆盖到劳动者一生的工作经历。其次，做大社会统筹的蛋糕，公平实现‘老有所养’。”

　　旁观者言

　　“我从加拿大给你们写信”

　　《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

　　我是原广州市某公司的高级经济师，退休二十多年了，现在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最近在网上看到贵刊杨眉记者写的一篇报道“企业与机关退休金相差悬殊工程师退休金不如清洁工”，读后心情激奋，感同身受，认为多年来被人轻视的高级知识分子今天有人代为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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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50年1月满腔热情参加革命，一干就是半个世纪，在党、政、企、学校任职，都是服从组织安排，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使在退居二线后也努力为党工作，担任某工业公司经济顾问，担任广州市人民政府特约调研员，并在经济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也在课堂上教授经济专业课，享受高级讲师待遇。

　　但是，退休后，我的待遇是每月仅1000元，还不如一个清洁工。撇开钱多钱少不说，我认为这种待遇否定了我半个世纪的工作贡献；否定了我专业称职的社会地位；否定我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否定了体脑劳动的差别。

　　在国外，退休人员被视为宝贝，不少单位争相聘用，以充实专业队伍，而我们却把高级知识分子退休作为社会累赘，每月给1000元活命钱，便算了事。我在国外不敢说我的退休金不如清洁工多，因为这样亲友们会认为我是不是犯了错，甚至是犯了什么罪，会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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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编辑记者，我今年已80高龄了，提笔写这封信感慨万端，不禁老泪纵横，倘能舒张一下压在心头的不平之气，则幸甚幸甚，甚且祈祷。

　　八十老翁 徐调元 洒泪书

　　2006.11.28于加拿大温哥华

　　(编者发稿时略有节选)

　　记者手记

　　从企业退休为何吃亏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杨眉

　　今年的国庆节后，我接到了一个从内蒙古包头市打来的长途电话。打电话者自称姓谭，是一位退休工人，说要反映他和他的工友们多年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称他们18名企业退休干部联名给编辑部的反映信已经寄出。

　　说真话，一听对方称“反映不公平待遇”，我并没有太在意。首先，众多读者来信和读者来电中，很多都有如此表示，但待我们的记者调查了解后却发现，很多时候事实并非如他们所说，很多来信或来电常常过于偏激，太多站在个人立场评判事实；其次，如果确有“不公平”事实，也有很多不属媒体职责范围，如已经涉及法律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需要由司法部门来处理和裁定，媒体的舆论监督不能越权干预相关机构的正常工作。

　　但是，这种“第一反应”并不影响我继续仔细、认真倾听和了解事件细节。谭先生叙述说，他们当年都是政府发文任命的县处级干部，从企业退休后退休金不到一千，只有数百元；后因为退休金低，政府又发文要增补他们的书报费、电话费等；但直到现在，政府的承诺却迟迟不能兑现；而他们当年的同学、战友，在机关退休后的退休金高达三四千元。

　　企业退休金数百元？机关退休金数千元？同一地区？相同级别？

　　这些问号一出，新闻直觉告诉我，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一定是重大经济社会新闻，甚至可能会有一定普遍性。

　　于是，我详细询问、记录了谭先生电话中介绍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并让他提供一些退休金相差悬殊的具体案例，这些案例中就包括后来报道中引用的一对夫妻—工程师丈夫和环卫工人妻子。后来某些网络转载时，在文章原标题“机关和企业退休金相差3倍”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句“工程师不如清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