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全厚：财政赤字不能为降而降

　　本报记者 席斯 何谦 北京报道

　　12月19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中国明年将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调整和优化投资使用方向和结构。

　　而国家领导人对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寄予厚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对财政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充分发挥财政调节的杠杆作用，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认为，财政赤字的减少或扩张与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关。随着明年在农村和社保、医疗、教育方面投入的增加，财政支出总量必定会提高，如何减少赤字是中央和财政部门需要努力的事情。

　　上个月，国家发改委经济所财政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刘国艳和她的同事刚刚完成一份研究报告，这份名为《2007年货币财政政策取向选择》的报告建议：2007年应该压缩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增加赤字规模。刘国艳说，其实可以将赤字规模扩大到3000亿元至4000亿元，按GDP年均10%的增长速度，赤字率也不到2%。

　　但在陈兴动看来，长期国债要继续发，而且不会有太多减少，他强调，财政支出结构很不合理，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比重过高，而社会支出比重与国际上的普遍水平有相当大差距。陈兴动是法国巴黎百富勤中国总经济师。

　　访谈

　　经济观察报：在今年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明确了要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如何评估中国当前的赤字水平？

　　赵全厚：赤字水平跟宏观经济形势紧密关联，目前

中国经济有过热现象，如果赤字多，易造成通货膨胀，考虑到这个因素，适当减少赤字规模是合理的。但目前不可能大规模减少赤字，2007年应该会减少100亿到150亿。从赤字数据的变化看，2004年是3198亿，2005年3000亿，2006年2950亿，2007年则应该在2800亿左右。但这也不是说赤字会一直降下去，要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如果经济过热现象能够控制住的话，在中国是可以扩大赤字的，现在对宏观经济走势做调整，赤字政策也会随之有所改变。

　　刘国艳：中国财政赤字在2002、2003年的时候比较高，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在3%左右，现在已经压缩到了去年的1.25%，这个水平并不高。其实可以将赤字规模扩大到3000亿元至4000亿元，按GDP年均10%的增长速度，赤字率也不到2%。

　　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如果再这么为了降而降，压缩一些必要支出，尽可能通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对经济环境不利。例如压缩一些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资金、科技费用支出。收入上现在还有征收“过头税”的现象，即今年底征明年半年或一年的税。尽管税收制度是规范的，但有些征收定额税的领域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陈兴动：中国的财政赤字产生在投资项目下，是政府用来搞固定资产投资的，这部分目前的投入偏多，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

　　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分两块，一部分是经常项目预算，不允许有赤字；一部分是资本项目预算，做经济建设的，这造成中国从1998年开始倡导居民消费，但是政府的钱又没有更多的用在公共财政方面，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够，从而造成公共支出部分不足，居民需要自己存钱来支付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提倡消费成了一句口号。

　　同时，中国这段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社会投资也产生了挤出效应。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整体投资热情比较高涨，政府又参与其中，这样一方面出现了政府与民争利，一方面鼓励了投资额的不断攀升。

　　中国政府资本项目的赤字，也成为导致中国国内储蓄过剩的一个因素。

　　经济观察报：要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可以从哪些方面想办法？

　　赵全厚：所谓赤字就是收支差额，从平衡预算的角度，办法就是增收节支。收入方面，尽可能不要随意减免税收，各地方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收的收上来，但也不能乱收。支出方面，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例如控制行政费用的膨胀，控制人员、精简机构，还得用这些老办法。

　　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用于各种投资的资金使用效益。避免造成投资浪费，办该办的事情，申请的资金不能用作他用等等。

　　但是出于建设公共财政的考虑，明年会加大对新农村建设以及教育、卫生、社保方面的支出，从支出总量上看，明年财政支出总量肯定会加大。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到，支出增长幅度尽可能小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从而赤字就可以压缩而不是扩大。

　　刘国艳：减少财政赤字还是应该从支出着手。在我们财政支出中，资金紧缺和资金铺张浪费是并存的，有些部门资金非常充裕，可以搞各种福利和不必要的支出，而有些部门像为农民服务的技术培训中心、技术推广站，只能保工资，没有开展工作的经费。财政支出需要做结构调整。

　　陈兴动：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很不合理，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27%到28%，而社会支出只占25%到26%，这种比重与其他亚太经合组织(OECD)的国家是截然相反的。OECD国家的经济建设支出一般为整体财政支出的5%到8%，社会支出在40%到60%，这说明中国政府用于社会公共支出的部分相当不足。以后的财政资金应该更多地支持公共财政支出，即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需要增加，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即减少财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支出。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每年债务的还本付息已经高达4000多亿元，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偿债高峰期，中国有没有潜在的偿债风险？

　　赵全厚：从现在的情况看，看不出偿债风险，国债的风险跟它还债期限和债务结构有关系，具体哪一年会是偿债高峰，会有风险，要根据债务期限和债务结构核算才能得出。

　　中国在1990年到1994年已经面临了一次偿债高峰了，当时对长期国债发行和使用都做出了制度性安排，之后在发行长期国债的时候就有了参照和遵守依据，所以公债这块出现大的偿债高峰或者债务风险的可能性比较小。

　　明年国债是肯定要发的，只是会出现今年600亿，明年有可能500亿，接下来400亿这样的趋势，因为一些在建项目还没有完工。新开工项目也受到控制。长期国债是发是停跟经济形势相关，如果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而且持续过热，那么在建项目建完后，长期国债也就不会再发行了，但如果出现经济衰退的话，还是要继续发长期国债。赤字始终是一种宏观性工具。

　　陈兴动：政府的债是靠发新债还旧债的。所以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是需要的。集中到期的债务，也要通过经常项下的财政收入来弥补。

　　对于偿债风险问题还不需要担心，中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并不大，在15%到16%的范围，而日本占到160%到170%，美国占到60%到70%。

　　近年来，政府开始发行短期债，减少长期债，更多的用意是要做国债的结构调整，降低一些财政成本，但对中国国债的总体规模不会产生太大变化。

　　刘国艳：通过国债有很多部门受益，形成了利益集团，所以长期国债缩减幅度是各部门博弈的结果。像财政部可能希望以后就不发了或者少发。发改委希望适当发行，完成一些在建项目。有些部门则希望愈多愈好。

　　我个人认为发国债的必然性不是很大，财政上可以增加预算内基建方面的支出。去年就对预算内经常性基本建设支出提高了100亿元，这个方法可以继续实施，最终得到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基建方面的支持。我们的研究报告认为，明年长期国债规模可缩小到300亿元左右，此外，也可将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支出规模增加200亿至300亿元。

　　经济观察报：财政赤字存在的同时，财政存款节节升高，已经突破万亿。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

　　陈兴动：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在不断地发新债还旧债，一方面政府过去对经济建设上做出的承诺太高了。从1998年开始，政府为了调动国内需求，开始了一系列的建设工程，工程一旦开始，就需要政府不断地投入资金，因此政府需要的资金在增加，财政存款也就在上升。

　　财政收入很高，而且有存款，按理说盈余的部分是应该用来还债的，但是中国目前处于发展时期，并不需要用于大规模还债，而是多用于公共财政支出。

　　刘国艳：部门资金分配不公，做部门预算的时候虽然说要求零基预算，但还是会参考以往的支出习惯和水平，所以资金充裕的部门还是会资金充裕，即使有铺张浪费现象，预算也少有能砍下来的。

　　经济观察报：除了看得见的财政赤字，很多人也提到中国的隐性债务，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社保方面的欠账等等，你们估计现在还有多大？

　　赵全厚：据我们估计，隐性赤字应该在12万亿-15万亿元。至于隐性赤字对国民经济和财政的影响不好说。如果已经看到了这些隐性赤字，并有了解决办法，那么它的影响和风险是能够避免的。对社会保障支出，现在每年偿还一点，把社会保障赤字弥补了。我们的财政资金里有不少用来化解债务，通过银行注资、剥离

不良资产等方法。现在中央已经注意到了隐性债务，从2004年就开始了债务摸底调查，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工作也已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内容中，有地方通过财政超收收入来化解债务。

　　陈兴动：这部分债务可能比较大，不过不一定需要政府发新债来还旧债，政府可以将自己拥有的财产，通过划拨的方式来抵消。

　　至于财政风险肯定是有，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还债了，就需要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钱，从而造成基础货币投放，严重后果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