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行政放权：区划调整走完第一步

　　本报记者 吴红缨 重庆报道

　　“十一五”开局之年年尾，重庆行政区划改革浓彩收笔。

　　12月11日，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关于创新行政管理培育六大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向下放权。

　　根据这个草案，市政府将通过界定、委托和授予等3种方式，向万州、涪陵、黔江、江津、合川、永川六市下放包括审批权、处罚强制权、税费征收权和人事编制权等四个方面共92项行政管理权。

　　而此前半个月，11月24日，该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江津、合川、永川、南川四个县级市撤市设区的议案。至此，重庆行政区划建制基本厘清。

　　这是重庆在直辖后不断进行行政区划改革的结果。国务院将重庆设为直辖市的初衷之一，就是将其作为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一个试点。试点的目的在于积累“划小省区”的经验，它被认为是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方向。

　　撤市建区

　　此前，重庆下辖40个行政区县，包括15个区，4个县级市，即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南川市，21个县(自治县)，江津等4市升区后，变为19区21县。

　　重庆行政学院教授陈文权称，最直观的好处就是理清了重庆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概念和名称，“过去，江津市市长与重庆市市长同时出场时，很难讲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国外方面。”

　　专家指出，划小省区，即取消地级层次，将幅员过大的省区适度划小，增加省级政区数量，以扩大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统筹协调能力。

　　直辖之初，重庆的行政建制非常复杂，既有区、县、县级市，还有从四川划出的万县、涪陵、黔江三个地级市。几经调整，三个地级市撤销，升格为厅级区。

　　实际的梳理过程并不简单。万州经过地级市、开发区再到区，从直辖市成立起一直到2005年，几经调整才得以完成。

　　万州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万州区经委副主任徐素环称，几轮行政体制调整后，万州不再是渝东地区的行政中心，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最受打击的是

　　另一方面，调整还导致了干部级别的混乱和干部积压严重。“万州一个区的干部人数相当于别的一个区的四倍，到现在仍超编2000多名，还要多年才能‘消化’，对区财政是一个长期的负担。”徐素环说。

　　而这一现象，在黔江区和涪陵区也存在。

　　陈文权认为，相较而言，此番江津4个县级市在原基础上直接升区，操作就很简单，矛盾也少。

　　尽管改革使局部地区付出了成本，但对整个大局，仍然利好。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个场合谈到直辖体制的优越性时，都以“省管县”体制减少了行政层级为例。

　　目前，重庆全市包括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共5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千分之十六，“每60名市民养一位国家公务人员，在全国范围内行政运行成本是最低的。”黄奇帆称。

　　筑路放权

　　也有专家指出，重庆的行政区划改革实际上只实现了第一步，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般来说，区应是一个城市概念主城区的组成部分，在城市建设规划、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都应纳入主城区的范畴通盘考虑。

　　但翻开重庆的地图，会发现万州区距重庆主城300多公里，而璧山县仅距主城23公里。还有像万盛、双桥这样的区，为大型企业服务而设，城市化均不发达。

　　徐素环称，如万州区和黔江区，距主城都很远，空间的距离，在技术上决定了它很难跟主城区融成一片，它的城建、水、电、气、公交只能自成体系。

　　同时，“省管县”模式虽然减少了管理层次，有利于政令畅通，但由于重庆市幅员面积较大———8.24万平方公里，这种行政管理模式，给边远区县带来很大负担。距主城500公里的城口县，高速路未通之前，到主城单程就要二三天时间。

　　重庆市政府的解决之道是突破交通瓶颈，提出“8小时工程”，及下属各区县到主城的交通时间控制在8小时之内。

　　另外，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显得尤为迫切，重庆市政府正在加快这方面的步骤。在上述关于向六大区域性中心城市放权的文件中，就规定，1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建设项目，可由当地主管部门自行核准。

　　此外，这些城市还将各自设置应急指挥、消防、海关、卫生、科技、教育和民商仲裁等区域性社会服务机构。有专家还建议，具体操作上，还可以考虑的方式，是市级部门(如国土局、税务局)在区域中心城市设立办事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解决边远区县的行政成本。

　　除此以外的一个办法，是通过合并区、县，减少行政单位，优化行政资源配置。

　　重庆市社科院区域经济所所长李勇一直在促成将双桥区与相邻的大足县合并，设大足区，以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两位学者均告诉记者，这些设想实施起来很困难，它关系到官员的切身利益，财政体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