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中国经济的进步与挑战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贸易和投资的对外开放进程得以加快，使得市场力量可以更多地渗透到国家经济发展中去

　　允许有竞争力的金融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将提高投资回报，降低以下风险，即不经济的投资行为可能会加重不良贷款，并导致将来金融不稳定

　　本·伯南克

　　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经济强国是近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进步。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人均产出增长了四倍。按当前汇率水平下的GDP衡量，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第四位；而根据各国货币购买力水平的差异进行调整后，中国可以排到全球第二。经济的强劲发展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尽管如此，按照大多数标准衡量，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维持经济总体上的高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刺激那些在经济的改革和繁荣当中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地区经济。

　　经济发展：市场和生产率

　　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决定一国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该国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或者说人均产出。在这一点上，中国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也是非凡的。

　　这种强劲增长背后有许多促进因素，包括高比例的资本投入、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以及教育体系的加强。然而，在我看来，推动中国生产率不断提升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已经通过渐进和稳妥的步骤，由计划经济转向更多依赖市场。1978年，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绝大多数生产都在政府的控制和指挥下进行。但从那以后，通过逐步引入市场力量，中国政府减少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缩减国有企业的比例。根据一项估计，到1999年，95%的

　　大量经验表明，现代经济体，包括那些尚处在发展早期的经济体是极为复杂的，在中央计划基础上难以有效进行管理。自由定价和竞争性的市场，有助于形成几项重要的功能，其中包括对供需和某些商品与服务相对稀缺性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以及激励企业削减成本，促进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最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在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流动的壁垒降低了，用工和工资决策也具备了更大的弹性。的确，劳动力从生产率、工资相对较低的农业领域向生产率、工资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流动，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劳动人口中农村人口在降低，1970年农村人口占劳动人口比例超过80%，而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不到60%，这显示了近几十年来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外转移的规模。

　　尽管出现了上述转变，不同行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依然很大。例如，2005年，农业和相关领域的人均产出约800美元，而在工业领域如制造业、电力和采矿业，人均产出约5900美元，后者是前者的7倍多。不仅如此，中国劳动力(特别是在农业和无效率的国有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重新配置劳动力，使其流向更有生产效率和成长性更好的行业，可以提升整体经济的生产回报。值得一提的是，和在美国的情况一样，中国的中小企业日益成为创造就业的引擎，这一点甚至可以和它们在激励创新以及推动形成一个更有活力和更加多元化的经济方面的作用相提并论。

　　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重新配置同样重要的是，在近年来生产率的提高上，主要行业内部效率的提升相对于不同行业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这方面，市场和竞争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和投资的对外开放进程得以加快，从而使得市场力量可以更多地渗透到国家经济发展中去。面向全球的竞争迫使中国生产者——单独或同外资机构一起提高效率，提升产出质量。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引进新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扩大国内竞争，跨国企业(或者其附属机构)在中国的运营有助于生产率提升。

　　经济中以市场为基础的部分在扩大，而且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允许市场更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将有助于实现更高的回报。能源领域现在就存在这样一个机遇，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增长很快。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反映出总体经济增长，以及一种能源相对密集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能源行业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作用，包括消除现行的燃料价格管制、电力价格的放开，这会提高居民和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鼓励新能源的开发，支持经济向更清洁、更可持续的方向增长。

　　允许市场在引导投资决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也能带来显著收益。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GDP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新增资本投资，比如工厂、设备和办公楼，其中部分融资由大量企业储蓄提供。然而，投资的快速增长引发了这样一种担忧，即新增资本是否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了配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分析人士质疑中国是否从投资中获得了足够的回报。比如，从1990年到2001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到GDP的比例平均为33%，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2001到2005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上升到约40%，但是经济年平均增速却基本保持了以前的水平，这表明近年来投资回报降低了。也可以和其他亚洲国家快速发展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比如韩国和日本。韩国在1982年到1991年期间以及日本在1955年到1970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是9%~10%，但同期两个国家投资占GDP比重都是30%左右，低于中国现有的水平。在中国的某些行业，尽管产能过剩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大规模的投资还是会继续，这可能是资本错配的另一种迹象。钢铁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2002年到2005年期间过剩的产能似乎增加了两倍，达到1.15亿公吨。允许有竞争力的金融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将提高投资回报，降低以下风险，即不经济的投资行为可能会加重不良贷款，并导致将来金融不稳定。根据市场状况做投资决策，还能更好地控制与资本互补的其他投入要素的成本，比如劳动(在中国相对充裕)和能源(相对稀缺)。

　　在决定投资分配时更多地以市场为基础，中国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初步的措施。例如，批准并开始放宽对股市的限制。中国还在加强银行体系，提高银行的监管水平、解决不良贷款的严重问题、允许本地机构与外资银行合作、在贷款中更多使用市场化的标准。这些趋势都是积极的，然而要做的还有很多，包括拓宽存款者和借款者可运用的金融产品范围，进一步采取措施保证信贷评估和授信是建立在合理的经济指标之上，提高银行和金融领域的竞争程度，增加消费者和小企业能够获得的授信额度，解除对利率的管制，解除运用数量和行政手段对资本投资总量和结构所施加的影响，最后，资本市场还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建设才能有效运行。清晰的产权(包括知识产权)、透明的会计标准、良好的公司治理、对银行和市场的有效监管、合同的连续执行以及允许亏损企业按照程序破产，这些都有助于形成有效率的投资。中国在这些关键性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进步，但继续专注于这些领域长期内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宏观经济政策

　　下面从微观经济层面转到宏观经济层面，我认为通过改进管理经济的工具，特别是货币和财政政策，中国能够从中获益。通过平抑全球或国内需求波动加大所带来的影响，有效的宏观政策工具有助于保持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提高经济的稳定性。稳定的经济环境减少了风险发生的关键因素，进而促进创新和增长。作为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将重点谈谈货币政策的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国的央行，非常有能力，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尊重。不过，只有当金融市场充分发展，而且货币当局的利率决策能以合理的、可预期的方式影响经济活动时，货币政策才能发挥积极作用。中国进行改革、强化银行和金融市场，另一个动因是要建立一个可靠的“货币传导机制”。借贷和投资决策对利率越敏感，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总需求的影响就更有效，而不需要采用数量控制的方式。此外，当资金根据市场原则进行分配时，只有项目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回报率高于市场利率时，这些项目才会开展下去。举例来说，一旦央行提高利率，市场就能够保证投资放缓的后果将由回报最低的项目来承担，而无需政府来作这种判断。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随着汇率弹性加大而增加。在资本流入(源自中国的贸易顺差或外国投资者购买人民币资产)情况下，为了保持目前人民币和美元的紧密联系，中国的央行必须拿人民币买美元来干预汇率市场，其结果是国内货币供应增加，除非央行采取冲销措施来抵消这种购买行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冲销是指央行向投资者，主要是商业银行出售债券以回收人民币)。如果央行不能定期冲销用以购买美元的货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就会超出所需，还有可能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上中国央行的冲销操作是成功的，但是如果继续沿用这一方法，最终会出现问题。如果汇率和国内利率保持现有水平，资本流入的动力以及干预和冲销的需要就不会消失，这样一来，那些用于冲销债券总值就会持续快速增加。这些债券会替代商业银行和私人投资者可持有的其他资产，对私人金融市场的扩大和发展形成潜在干扰。更进一步来说，认为人民币被低估的观念加剧了资本流入，因为投资者预期他们最终能从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现代化要求较大幅度地放松目前对于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如果人民币汇率被限制在一个狭窄区域内波动，允许资本的流动几乎会完全抵消央行采取货币政策稳定国内经济的能力，因为倘若中国的利率高出美国利率任何一点，就会引发资本的大量流入。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放宽波动区间，并且最终实现由汇率市场化，这会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和独立，有助于中国未来的增长和稳定。

　　从制度角度来说，中国可能会发现，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给予中央银行更多的自主权，将其在一定程度上和短期政治因素隔离，将会提升央行在保证价格平稳和促进稳定增长方面的能力。当然，从长期来看，央行仍然必须对政府负责。

　　贸易，资本流动和向内需型增长的转变

　　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核心在于贸易和资本流入的开放。中国目前货物进出口总值相当于GDP的2/3，对于中国这样地理面积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中国加入WTO有效地促进了贸易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总值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增长，而在加入世贸组织前的五年里，这一增长率大约是12.5%。目前中国的出口占到全世界的7.5%，而1985年这一比例为1.5%。中国的贸易约有一半是所谓的加工贸易。许多经济研究表明开放贸易会促进增长，贸易对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仅是体现为经典的竞争优势理论，也体现为贸易对于市场竞争的深化作用，以及技术、知识的转移。

　　中国已经证明了她在吸引资本流入方面取得的成功，特别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中国的FDI从1986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20亿美元，中国成为继英国和美国之后世界第三大FDI接受国，这些FDI带来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

　　正如你们所知，中国现在有巨额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这种外部不平衡部分是由中国令人瞩目的高储蓄率引起的。国民储蓄率比国内投资率要高，这样中国就有多余的资金流向全球资本市场。这笔资金中很大一部分为其他国家购买中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提供了融资。居民的高储蓄和相应较低的消费水平，压低了中国的进口需求，并促使国内企业努力寻求国际市场。

　　中国的对外盈余(主要是中国对于美国的巨额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是当前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认为这种格局不可持续。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鼓励进口和实现更加平衡的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十一五”计划中已经包含了这些目标。在我看来，中国实现外部平衡不但会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也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所在。

　　尽管深度参与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对于中国发展的价值巨大，然而，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今天中国的GDP约有一半贡献给了投资和为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净出口，仅有剩下的一半用于国内消费(包括政府消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38%，比2001年45%有所下降。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费占到其GDP的60%。

　　致力于提高居民消费的政策将明显有益于中国人民。通过减少储蓄增加进口，这些政策也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顺差。提高经济对国内需求的依赖性，而不是依靠净出口驱动增长，将降低中国应对全球需求波动的脆弱性。

　　中国如何才能将更多的产出用于国内消费呢？提高汇率灵活性将再一次起作用。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由于和美元挂钩，中国的贸易加权真实有效汇率在过去五年中下跌了10%。允许人民币走强，将使进口消费品和资本品更加便宜。允许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决定人民币汇率，能降低中国经济中的扭曲，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专注出口而不是针对国内市场生产的企业来说，被低估的币值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补贴。这种补贴的降低将引导更多企业面向国内市场进行生产，使国内消费者从中受益。减少对出口的隐性补贴还有助于中国长期的金融稳定。如果中国在出口行业投资过多，经济增长就会依赖汇率的低估，将来人民币升值会引发这些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回报降低，不良贷款增加。

　　尽管提高汇率弹性能起到作用，但要降低对外顺差、提升中国居民福利，最为直接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采取措施降低储蓄。为什么中国当前的储蓄率这么高？家庭储蓄率(包括非常贫穷家庭)显示出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比较薄弱。比如，健康保险(health insurance)只覆盖到14%的人口，而养老保险仅用于16%在经济上比较活跃的人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教育、卫生、养老、救济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总量仅占GDP的4%，低于大多数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水平。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很高，人们通过储蓄提供自我保护，用以支付难以预料的医疗费用，并且防止年老之后陷入贫困。

　　持续扩大社会服务将有潜力降低储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缓解中国的对外顺差。尤其是政府在卫生、教育以及其他方面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能同时增加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而降低国民储蓄。为了给更多的社会支出提供融资，应当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交纳更多股息，我了解到目前中国正在考虑这一方式。金融方面的一些改革，如增加居民按揭贷款、私人保险，以及其他方式的消费金融产品，也能提高消费比重。

　　正像我提到的那样，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把减少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更进一步地，他们已经认识到提高消费以及发展社会保障体系能大大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他们已经开始实施或者考虑减少税收、提高社会消费。政府也宣布将努力提高农村和内陆地区的生活水平。现在对这些行动的成功与否做出判断显然还为时过早，然而这些努力是建设性的，而且应当获得支持。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极为重要，双方都从相互联系中受益。但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两国都需要解决诸如能源、环境、知识产权和全球失衡方面的问题。关于全球失衡，我已经探讨了既能降低中国的不平衡又能鼓励消费的解决方式。美国在这方面也必须做出努力，特别是提高国民储蓄率以及避免保护主义。一体化程度越高，相互间的依赖度就越高，肩负的责任就越大。我希望两国之间能够本着相互合作的精神一起努力，迎接这些共同的挑战。

　　(作者为美联储主席，本文根据作者12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文稿整理，本报记者张喆编译，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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