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增速快慢争议再起

　　本报记者 欧阳小红 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被一块“石头”绊倒，即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由此中国的决策层对于投资的增长尤为敏感。

　　目前，“投资率过高”是调控政策中最重要的假定。

　　关于投资速度的争论从来都未停息过，但这次却有所不同——投资高涨与低物价并存，各界人士分歧尤大。

　　“倘若投资是过热的，那么，在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还没有转变和调整的情况下，就势必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及早准确地做出判断，则会继续加大投资力度，不断积聚和释放过剩的产能和加剧供需的失衡，直接造成通货紧缩，经济便出现严重衰退。” 国家发改委顾问、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石启荣说。

　　“反之，采取‘急刹车’措施，结果会使得本该快速发展的经济步伐延缓下来，贻误时机，拉长了工业化的进程和差距。”石启荣说。

　　快：投资过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五次宏观调控都是缘于判定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说，前四次，由于投资过热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投资是否过热，最终在判断上容易取得一致认识。而这一次，投资过热与低物价并存。所以意见未不一。

　　范剑平更倾向于当前投资过热论。他认为，从投资短期需求角度看，这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过多的农用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是建立在土地的“无限供给”基础上的。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李晓超也认为：“短期问题主要是投资增速仍比较高，信贷规模仍比较大。”他说，尽管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信贷和投资增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从整个经济看，目前信贷和投资增长速度仍显偏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曙光说，投资增长在加快，货币信贷继续快速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三个问题相互交错，相互推动，最突出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

　　银河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认为：“这一轮经济过热主要表现是投资过度。”她认为，大幅的投资增长没有转化为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这也是价格水平不高，通涨预期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幅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力投入增长都将遭遇储蓄率和劳动力‘红利’的瓶颈。如果投入逼近基本资源的约束，如果没有其他的突破，靠不断加大投入规模支持的规模效应递减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左晓蕾表示。

　　而宏观调控部门今年的政策频出，多是为打压投资而来。

　　慢：投资率仍低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说，“投资率过高”是目前政策的最重要的假定。但宋国青说，目前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份额继续上升，扩大居民消费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消费想扩大而不能扩大，投资能扩大而不想扩大，剩下的就只有净出口了。这样扩大内需几乎等价于提高投资率；反之，压低投资率几乎等价于压内需。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朝着后一个方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罗云毅指出，对固定资本形成率是否适度的判定要防止过于简单化。

　　“从储蓄与固定资产形成平衡的角度看，显然至少还是可以做出我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并不是什么过高的判断。而一旦这样的判断成立，则在宏观调控上对投资总量显然就不宜再采取抑制政策。”罗云毅说。

　　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研究员刘慧勇则认为，中国投资总量还可适度增大。

　　他说，需要明确认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同向联动关系。实践表明，增加投资，必然拉动消费；扩大消费，必然刺激投资。反之，控制消费，必然抑制投资；抑制投资，必然减缓消费。因此，经济发展“能快则快”， 既包含消费扩大“能快则快”，也包括投资增长“能快则快”。

　　困惑

　　至于如何看待当前投资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高通胀压力时，经济界部分人士曾提出过投资率以30%左右为宜。但这次中国投资率超过了40%以上也未引起严重通胀。总体上，一个国家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投资率会有所不同。例如，韩国的投资率由1960年的11.3%上升至1991年高峰的39%。

　　王慧炯认为，理论上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与高经济增长率，这三者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如果与国际最高的数据相比较，中国50%以上的投资率，确实国际罕见。

　　“核心的问题是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益，及其可持续性。由于我国近年来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出现了部分产业与产品过剩的情况。”王慧炯表示。

　　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显著地改善就业，即出现了‘高增长、高失业’的经济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曙光说，“此外，中国经济的这种持续增长，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重重的约束条件下取得的，是在国际上‘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中实现的。这种惊人增长的经济绩效，乃为经典理论所无法解释。”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