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博弈：展现东方兵法智慧

　　□赢周刊记者 韦常春

　　中国兵法博大精深，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合纵抗强、欲取先予均为妙着。

　　在打开国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在不断的政府间的博弈中磨炼，交过一些学费，但很快各国发现：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之快、之强，几乎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中国政府在寻找和发现利益平衡中逐渐学会了种种武器，同时开始释放出中式兵法智慧，在不经意间，既推动了中国的全球化，也成就了自己的全球化。

　　怀柔加高压

　　中国改革开放史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蹒跚中开始的，中国迈进WTO时代亦然。迈进WTO时代的，不只是中国企业，还有中国政府。

　　2005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日期间拂袖而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就欧美对华

纺织品设限率先发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对“四国联盟”入常草案的强硬表态，中国史无前例地主动提交了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文件，一反常态地打破了中国就是“弃权”的代名词。一向崇尚韬光养晦、含蓄尚礼的中国，忽然剑气丛生，令外国政客的眼里满是疑惑。

　　一曲琵琶弹将去，推杯换盏顿失趣；主人不顾客是谁，客人不知主之意。其实中国政府一直在守着自己的底线，以礼相待。1986年7月，中国向总协定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从此开始了“复关”、“入世”的漫漫征程。在漫长的贸易谈判中，中国政府为了迅速实现全球化付出了一定成本，外国政客的胃口越来越大，但是，当中国政府以二十年之功力在造福国家时，我们无非把视野从国内延伸到国外，并挥舞着两把武器，以中国制造和中国需求，吞吐海内外。于是，薄熙来“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380”一语捅破了欧美的脸皮，稳稳占住了谈判的有利地位。

　　2003年中国花了67亿美元采购美国的商品，按照估计，这笔巨额采购应可缓解当年的中美贸易争端，但事实上，花了大笔钱并没能阻挡美国实施保护主义，美国接受了大礼后马上对中国卧室家具、彩电等进行反倾销。交过类似的“学费”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转向软硬兼施、怀柔加高压的外交策略，这一策略的成功效益一直延伸至今天的各种贸易谈判中。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2001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给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发信称，美国钢铁行业面临外来竞争，利润大幅度下降，许多企业面临破产。2002年5月，美国总统宣布在美国贸易代表所陈述的虚拟威胁的基础上，对进口钢铁实施保障措施。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第一个大案，中国后来把美国告上了WTO。因为，就业、工资水平是商务外交游戏的惯用措辞，也是WTO协定中衡量是否受到伤害的指标。更多的时候，这是发达国家构造出来的虚拟利益，中国在多年的中美博弈中看穿了虚拟的国家利益及商务外交的惯用游戏标签。用WTO的武器反告美国，说明中国政府已经站到了同美国一样的博弈平台上。

　　中式兵法之中有一妙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方在历次贸易谈判和博弈过程中所展示出的谈判技巧和应对策略上的进步令人瞩目。中国政府正在学会融入对手的游戏规则，学会对手的语言，以对手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高之着就是中国政府聪明地在一些利益相关问题上，施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智慧，成功地突破外国阵营，以外国企业去抵御外国政府，以达到借力打力之功。

　　最近，在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即将召开之际，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美国商用软件联盟及全美对外贸易委员会等24家美国企业团体联名向美国商务部写信，要求放宽甚至取消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说：“我们希望美国企业多发出这样的声音，给予中国更多世贸成员应该享受的公平待遇，来自企业方面的更大压力，多少也会影响到政府的最后决策。”

　　中国政府在2003年献大礼却遭美国大棒的案例中学到，商务外交在战术上要洞悉国外的政治运行体制，美国商务部只是执行单位，中方必须聘请华盛顿一些公关公司帮助中方策划如何利用对美采购取得美国参众议员的支持，而他们才是美国决策的主体。处理商务外交问题，不光牵扯经济问题，忽视政治和社会运作的战术选择只能造成经济上的浪费。

　　长期以来，中国商务外交的国外运作主要依赖驻外使馆的经济处，这种运作机制太单一，也缺乏力度。而各种利益集团早就开始利用在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游说手段和策略，尝试着进入中国市场，并尽力打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商关系。以富有戏剧性的京沪高速铁路建设方案的游说为例。在中方否定了磁悬浮方案之后，德国立刻变换口吻，开始大力宣传德国的高速轮轨技术。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亲自来华游说，在上海的磁悬浮列车上为德国铁路厂商大做广告。紧接着，德国BWG、普弗莱德尔和西门子三家公司宣布在广州成立“德国高速倡导组织”，并宣称将通向中国国有和地方的铁路运营单位提供支持和技术诀窍。中国政府在数次交手中领悟到了外国政治游说模式的真谛，并悄然将其精华应用到自己的外交和贸易策略中。

　　在专家看来，建立同外国企业的关系，让外国企业为中国说话是良策。例如，中国可以考虑增加从美国进口，把中国大量进口需求的信息疏通给美国商界，让美国商界看到中国利益，并为中国在国会面前游说。中方还可以调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积极性，让他们做其政府的工作。这些战术恐怕比派出巨额采购团更有效，有利于美国国内拓宽支持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可喜的是，这一良策已为中国政府时习之。中国政府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中国的各种游说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促使其透明化、规范化。

　　出其不意，操之在我

　　在外界一直聚焦的

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不屈服于喧嚣的外国政府。在这个战场上，中方一直有理有节地守住主动权。

　　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不断引发贸易摩擦，从而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国政府多次在不同场合下向中方发难，央行行长周小川对这些政治秀嗤之以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去年3月中更一锤定音：“出其不意，操之在我”。人民币汇率改革“操之在我”的主导性，显示了中国政府的高明：把这个战场的主动权紧握在手，一切节奏都好控制。

　　在后WTO时代，多个行业和领域都往纵深层次开放，中国政府在行业开放的策略上复制了人民币汇率改革“操之在我”之策。银行业的开放便是典例。

　　2006年11月15日这一天，国务院发布入世5年来对外资银行入华最具里程碑式的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如期对外资银行敞开大门。外资银行盼望急切分羹于中国银行市场的5年之痒到了尽头。

　　如果粗略划分，改革的前20年可谓增量改革阶段，以改革促开放是一种现实的策略；如今改革已进入了存量改革的“深水区”，以开放促改革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中国加入WTO正是这一策略的完美贯彻，通过把自己锁定在对外开放的既定时间表中，引入外部压力来突破存量改革的阻力和困局，从而将对内改革进行下去。不过，中国政府清醒地知道确保开放进程稳健可控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为之而实践着。

　　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师王志浩称，2007年后中国的外资银行仍旧会受到严格限制，届时中国的外资银行仍然是“戴着镣铐起舞的狼群”。 转为独立法人后，外资法人银行的很多业务都将从头开始，不能再如以前那样依赖于母行强大的后台支持。外资银行要参与内地的人民币业务，绝非可以一蹴而就，过程会是非常漫长。

　　中方的立法是不违反WTO原则的。“英国、美国甚至日本都出现过类似情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各国都加强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首当其冲的就是提高外资银行的准入门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贺力平说，美国对外资银行的进入“门槛”也不低，国内一些银行想在美国设分行的申请很多年也没有得到批准。

　　外资银行不得不花费较高成本，来分享人民币

零售业务的盛宴。此刻，在这个竞技场上，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而这正是中国政府“操之在我”策略之功。

　　政府间博弈永无休止

　　不过，我们花了15年时间谈判进来的WTO已经被异化了。WTO的政策目标是促进贸易自由化，开始是在货物贸易领域，现在又扩大到服务贸易及其他领域；但在实际开放过程中保护主义不断风行，中国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从2002年中国加入WTO至2005年年底，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立案有313起，涉案金额达百亿美元。

　　欧盟出台的对华新文件中，强调了公平贸易。这是西方贸易政策变化的表现，是从自由到公平的新把戏，值得我们重视。“以前，美国人叫嚣不公平，他们的服务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没有不公平问题，而我们的纺织品进入了他们的市场就成了不公平。欧洲人最近也开始说不公平，这是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内在猫腻我已经说了，目的更明显，为保护主义开路！”北京WTO事务中心首席专家程大为说。

　　在现实层面和发展趋势的层面看来，中国政府和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外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暗战还将持续下去。在这个全球化棋局中，中国政府虽然长进了不少，但仍要继续学习，将进行到底的暗战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