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经济转型：成长的烦恼渐成浴火之痛

　　新华网杭州12月10日电 (记者 柴骥程 姚玉洁) 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经济正进入快速转型期。如果说前两年经历的只是由资源瓶颈约束带来的“成长的烦恼”，而在即将过去的2006年，土地宏观调控、能源原材料成本上涨等经济因素，以及民间环保意识、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等社会因素，已然让这种“烦恼”转变成为“痛”。

　　这是一种“凤凰涅槃”前的“浴火之痛”。各种“倒逼”因素，使经济转型成为东部地区在“十一五”开局之年的“主旋律”，同时也不断催生着政府的执政理念随之进行变革。

　　高成本逼迫东部转型

　　今年以来，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经济还在高速发展。以长三角为例，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经济依旧保持12%到15%之间的增速。不过，增长背后的信息令人亦喜亦忧。

　　从2001年开始的全球范围能源价格上涨在2006年上半年到达了高峰，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全线上扬。统计显示，2006年上半年，江苏省工业企业燃料和动力价格上涨了15.7%，工业生产成本总体上升了29.8%，与之相随，前三季度，石油及制品、建筑及装潢材料价格分别增长35.8%、72.5%。1月到10月，上海工业品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3%，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却上涨4.3%，生产价格“剪刀差”继续扩大。

　　广东省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5年，物价指数上升了15.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则下降了2.6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极大压缩。

　　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社会咨询中心主任田伯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石油、

铁矿石、铜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带动了交通运输、家用电器、装饰材料、木材制品、电力供水以及部分农副产品价格的全线上涨，这是1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以高油价为代表的高生产成本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必须尽快从以往的低成本竞争力导向，转为创新竞争力导向。”田伯平说。

　　然而，与之共存共生的节能降耗、环境污染等约束性指标短期内难以实现，诸多导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矛盾进一步暴露。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依托资源消耗和低成本扩张取得的高增长表露出深切的忧虑，“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2006年，浙江全省各地按照“腾笼换鸟”的决策，大量关停、搬迁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全面实施产业转型。

　　转型之痛：成长总要付出代价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仍以制造业为主要支撑，“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依然是大部分企业的现状，对高成本的消化能力极其有限。

　　田伯平认为，东部转型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未来几年对长三角、珠三角而言都是一个盘整期，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但运行质量会提高。“就像春蚕在吐丝成茧之前要蜕皮一样，成长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顺着惯性向前，而这种惯性带来的挑战已经超越经济层面。

　　在东部，随着民间环保意识、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和高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过程性、阶段性矛盾也日益凸现。据浙江省环保局和江苏省环保厅统计，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件开始居各类信访件前列。与此同时，一些上访事件逐步上升为环保冲突，考验着各级政府处理“转型阵痛”的能力。

　　若要缩短“阵痛周期”，客观地认识痛因尤为重要。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东部工业化初期的许多经验目前恰恰成为诸多矛盾的诱因。在东部的工业化起步阶段，“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化道路是一种经验，然而，时至如今，这种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模式使得污染源分布甚广，如何治理农村污染成了难题。此外，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化工业转型，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

　　长期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浙江大学教授沈满洪认为，“转型之痛”是转型期矛盾的集中表现，也是顺利完成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认为，中国尤其是东部的工业化进程高度浓缩，以浙江为例，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总共才经历10年时间，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经历这一过程，一般要经过50年至80年。

　　对此，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维指出，作为

中国经济的领跑者，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不能仅仅满足于减少资源消耗、提高效率和降低污染，而应把经济增长基础从消耗资源转移到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

　　转型背后：政府发展理念大变革

　　东部经济转型，也考验着当地政府执政方式和发展思维的“转身”能力。

　　记者发现，在东部，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形成共识：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还要考察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所支付的代价，以及增长所惠及的人群。“如果到了‘

十一五’，我们引以为豪的还仅仅是GDP、工业销售多少，那显然是不完整的。”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东部转型已经初现端倪：前三季度，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实现生产总值增幅分别在15%、13.9%和12%，而同期上海、浙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都明显低于全国水平。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投资依赖”正在缓解。

　　“自主创新”也成为东部转型的“关键词”，各地纷纷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浙江省上半年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增长38.8%，新产品产值增长47.6%，新产品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贡献率达到19.3%。

　　2005年，广东省万元GDP能耗为0.79吨标准煤，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5.8%，为全国最低水平；今年上半年，全国能源单位消耗平均水平同比上升0.8%，广东则下降了2.5%。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卜新民说，自1982年至今，广东一直坚持综合能源统计报表制度，广东人对能源瓶颈早有切身体会，束缚恰恰成为节能降耗的内在动力。

　　在运用有形之手调控经济的时候，东部地区的领导层也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不尽科学的干部考核“指挥棒”在调动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短视的、功利主义的恶果。必须从“考核”入手，倒逼官员“转型”。浙江省的“官”已经很不好当。浙江在全国首开先河的“庸官问责”以及“环境污染一票否决”等新型干部考核制度，使原先被过分注重的行政权威逐渐转向强调政府职责归位。治政不严、管理缺位、效能低下等问题统统列入问责范围，更遑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问题，一些GDP政绩不错的干部因环境污染事件被问责已不是新鲜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