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栗的客厅

　　刘鹤翔

　　1989年的一天下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现代艺术展”画家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栗宪庭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十元，一千块钱一沓，共十沓。

　　王广义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

　　晚上，王广义一行十多个人，去了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两百多块钱。

　　王广义把一张画毛泽东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快餐车老板。挣了一万块钱。

　　想不到十多年后，王广义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F4(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备受市场追捧。

　　陈丹青说过，他少年时，借得豆腐干大小的伦勃朗绘画的黑白印刷品，潜心拜读，恨不得把脑袋戳到那纸里面去。

　　陈丹青如此，其他八十年代的艺术家也有这股子劲。

　　“那时候，真的就是喝酒，谈艺术，谈哲学。一帮人彻夜谈哲学，谈弗洛伊德、尼采、萨特。周国平当年研究尼采，和画家们关系很不错。一起聚会的时候，他的话题就是讲尼采，大家聊天，喝酒，那时候，每个人酒量都很大。”

　　在栗宪庭与查建英的谈话中，无不流露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这跟后来，就是方力均一代人成长起来的话题完全不一样。后来他们既不谈哲学，也不谈文化，不谈艺术，谈女人谈生活。”

　　和当年被青年作家们称为“陀爷”的李陀家一样，栗家也是艺术家汇聚之地。一些从外地到北京来的艺术家，都住在栗宪庭家。最多时它家会住八九人，于是在三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沙发上，地上，哪儿都睡满了人。

　　栗宪庭说，无论从哪来的艺术家，都特别能侃。谷文达，黄永(石+冰)、吴山专、王广义这批画家，当时个个热血沸腾。他们鄙视实惠，鄙视功利，都喜欢谈形而上。

　　精神漂泊成为潮流。八十年代中期，许多艺术家开始离开单位，丢掉工作，到处流浪，然后纷纷往北京漂。至于那些当时在北京上学的学生，毕业后干脆不走了。他们没有户口，或者把户口本揣在兜里。从1985年开始，北京就有了据点。

　　当然，对艺术家来说，八十年代的生存压力显而易见。“为什么聚集在那儿？就因为那是大学区，可以去吃饭，可以去北大、清华、人大吃饭。学生食堂比饭馆便宜多了。那时候还有许多进修生，他们可以互相串。”栗宪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