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中国再平衡的紧迫性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克服种种难题成功地走出来？

　　中国重写了经济发展的剧本。

　　在199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印度基本相同。今天，中国的生活水平已几乎是印度的三倍。受到坚持推进改革的带动，中国经济从国有模式转型至私有制的过渡历程，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经济发展故事。

　　然而，中国能贯彻始终吗？这将是全球化进程在未来数年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依我所见，在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中期转折点上。

　　中国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作为主导增长的资源。预期这两个板块将占到2006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约80%。而私人消费看来会进一步下跌至占GDP的约35%。

　　如此失衡的增长态势反映了在供应动力方面——即强大出口生产平台的快速扩张——与另一方面，从私人消费只占小部分和不断收缩足可证明的需求短缺情况的严重不对称。这样的一种供求失衡，对任何经济体而言都是不能持续的。

　　在中国，过多的无节制投资支出将导致产能过剩和最终引发通货收缩风险。与此同时，源源不绝的中国出口增长已引发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风险——紧张关系有可能随美国选举结束而变得更激烈。

　　我们不能逃避中国经济复衡的至关重要性。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必须从出口和投资向私人消费需求转移。这样，不单能确保中国的经济发展得以持续，还可对全球化进程的稳定性做出重大贡献。

　　我有信心中国将随机应变，而且已看到一些显示再平衡已在进行中的令人鼓舞迹象。归根究底，中国别无选择——世界其他国家亦然。

　　投资过热

　　中国是一个对内高投资成分的经济体。其侧重工业化、城市化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方向，给中国GDP组合成分显著地向投资倾斜提供了坚实理据。

　　可是，中国有点走过了头。

　　结构高度分散的银行体系政策性贷款、加上国有资产仍占整体经济最少35%的情况，都给资本配置的市场经济发展造成障碍。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全面，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结果是缺乏节制的投资程序，继而导致严峻的资本错配，大量的过剩产能不在话下；最后，无可避免的掉进通缩泥沼。

　　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中国GDP的45%并预期在本年上升至接近50%。显然，如此比率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从中还可引申出一个关乎中国投资既有效率的关键性问题：占到经济规模近50%，并以近30%的速度持续增长，为何中国GDP的年扩张速率“仅仅”是10%？

　　中国领导层理解这个问题并决心要为过热的投资板块降温。由于流动性膨胀的银行体系结构分散，使得这不是一项应由央行执行的任务。事实上，在中国人民银行本年两度调升政策性利率和三度提高银行储备金比率的同时，银行借贷仍然维持着15% 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预期的调控目标。

　　因此，调控投资的责任便主要落在中国的中央规划师身上及他们对若干过热行业(比如铝、钢、煤、各类建材、水泥、汽车和住宅

房地产行业)实施的行政调控措施上。

　　在本年10月中旬，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认为现有的行政措施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他特别指出，截至9月份，至少50% 的焦炭行业新进投资是违反政府近期公布的宏观调控措施，而这个比例在煤、水泥、电力和

纺织品行业也分别达到42%，35%、26%和22%。国家发改委目前似乎正加倍力度落实政府的行政指令。

　　马主任的话看来终于产生成效：政策性投资的增长步伐目前经已放缓。城市固定投资支出增长率在2006年10月下降至16.8%，比起2005年全年及今年前9个月的28%增幅显著下滑。

　　从纯数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中国主要板块的增速下调必然会对GDP和整体工业产出产生重大的影响。最新的工业生产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自2006年6月同比触顶达到19.5%后，中国工业生产在10月份的按年同比增长率已减速至14.7%；这与对上一次中国于2004年实施经济降温措施时所见的减速势头一样的凌厉。

　　中国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贯彻到底，特别是在执行和加强行政指令以严格控制投资支出方面。与此同时，中国需要继续推进银行和资本市场改革——这是把资本配置程序从政策主导体系向更理性的市场导向模式过渡的唯一希望。

　　调控难题

　　令人感到新鲜的是中国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这种不调和的组合严重妨碍了我们理解中国经济近期和未来的趋势。

　　结构分散的最显而易见例子是中国失控的投资周期和政府难以对此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

　　目前，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地方层面的项目，由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融资进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强调和谐创造岗位，地方党政官员运用其对地方银行分行的影响力，对于投资项目的审批往往比公司管理层或银行北京总行信用部的主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地方银行的影响力也同时把监管机关和央行的角色矮化。“分散效应”的盘根错节也影响了中国的高层政策官员。它削弱了在宏观层面的政策拉力，还有如果中国官员在政策调控上出手过重，投资周期面临崩溃的风险便很大。

　　我认为在现行紧缩周期实施的相对温和宏观政策正好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忧虑。它告诫我们这年度的经济降温行动也许还有相当大的执行空间。

　　我觉得尤其有趣的是，一些市政府目前也自行制定法规为其过热的房地产行业降温。换言之，北京发出的信息不足够。完成工作的责任落在地方政府身上。

　　如何协调这个矛盾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改革的关键。

　　(根据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罗奇近日在

清华大学和中国银行会议上的演讲内容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