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郁知非 上海体育大亨的光荣与悲哀

　　□本报记者 马 韬 朱红军

　　10月10日晚，上海茂名路锦江饭店，前国足张玉宁的婚礼上，上海国际赛场总经理郁知非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一身黑色西装的他，周游于老友新朋间，习惯性地右手插袋，左手比划。

　　第二天，见诸申城各大报刊的婚礼报道上，他的名字被刻意忽略，只在一份体育类日报上，被不经意地提及，头衔是前申花总经理。

　　这更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谢幕表演，一周后，官方媒体披露其被有关部门传召协助调查，自此不见踪影。

　　上海诸多体育记者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国庆期间的F1大奖赛上，9月29日在媒体接待会上，郁知非依然笑脸相迎，宛若无事。此前，上海的各大报刊已收到有关通知，不得在F1报道中出现其名字和照片，“我们知道，他肯定要出事了”。

　　这次的F1上海站赛事在连绵的阴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20万观众冒雨赶往远在嘉定的赛车场，车王舒马赫在最后关头超车成功，一举夺冠，挽回了最后的尊严。

　　这原本应是自2002年加盟F1的郁知非最可告慰的时刻，但“

泰山压顶，还得强作笑颜”，一位与其相熟的记者事后对本报记者称，“那几天，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可怜。”他还发现，郁变得沉默寡言，热情的寒暄后会突然语塞，然后匆匆作别。

　　此前，从中国足球大佬，到成为F1教父，郁知非一直走得十分顺利。他突然落马令一些老友不解。老申花足球队球员祁宏回忆，“那天他热情地拍拍这个肩膀拍拍那个肩膀的，没看出有什么事。”10月18日，上海一家媒体报道他被调查的原因是“涉及上海腐败案及上赛场(上海国际赛场有限公司的简称)运作中存在的违规操作事宜”。

　　11月23日，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郁知非在F1的推广工作中，有太多的“公关”活动，比如邀请官员家属出国旅游，正是这些“沟通”，导致郁知非落马。“其实也是以公司的身份去活动的，F1是个巨型活动，牵扯到的领域太多，海关、工商、交通、公安等无一不涉及。”

　　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大厦36层的办公室，正对十六铺码头——当年上海滩浪奔浪流的名利场，他曾多次玩笑着将自己比作许文强，那个从十六铺码头开疆辟土，最后又折戟上海滩的硬汉。如今，这句玩笑一语成谶。

　　走进他办公室的许多记者，都会提及郁知非时常走到窗口，拉开窗帘，遥指陆家嘴灯火佳处指点江山的架势，“浑身散发着踌躇满志的气息。你会感觉，那个时候，他就是个上海滩的人物。”

　　郁知非前传

　　11月21日，记者来到上海黄浦区金陵东路339号——上海申花电器的总部。这里看不到上海滩的繁华，让人感觉置身于1990年代初的上海。申花电器所在的办公楼是一个临街的四层旧楼，楼内的地板陈迹斑斑。

　　十几年前，郁知非就在这座小楼的三楼办公。从这个地方，步行仅20分钟就能到达他在久事大厦的办公室。这20分钟的路程，在郁知非的职业生涯里，走了足足20年。

　　生于1952年的郁知非，1969年顺应当时的潮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了9年兵，东北的生活给他性格中增添了北方式的豪爽。1978年他回上海；在正式“就业”之前，一边收废品，每天拿几毛钱的补助，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大专的课程。

　　1980年代初，下乡返城的知青们找不到工作，以街道为单位成立生产组，成了解决工作的办法之一。郁知非参加的那个里弄生产组，开创了一个街办企业的奇迹，1983年成立了三灵电机厂，先后生产了电子琴、空调用的风扇等电气产品，并于1993年改名为上海申花集团。

　　“转折点是申请到了洗衣机的生产指标。”一位郁知非的好友说，“当时是计划经济，产品奇缺，能生产出来，就有市场。”随后，洗衣机和热水器成了申花集团的主要盈利产品，郁知非出国，会带回样机或者产品说明书，“那时候的主要办法就是仿制国外的产品。”

　　1980年代的三灵电机厂俨然是中国白色家电的龙头之一，与当时的海尔、小天鹅相比并不逊色。郁知非此时从最初的销售科长逐渐成长为申花集团的董事长。

　　1993年下半年，上海确立了发展足球产业的方针，分管领导是市委副书记陈良宇。

　　“当时上海著名企业不少，市里希望能有企业拿出钱来搞足球产业，但能直接拍板拿出几百万搞足球的，没有，”那位郁知非的好友回忆道，“而郁知非又是一个非常听领导话的人，再加上从1991年开始，就曾经两次赞助申花足球队的前身上海足球队，最终，他肩负起了借足球打出上海新精神面貌的重担。”

　　1993年12月10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隶属于申花集团。这是中国职业足球的第一个俱乐部，郁知非任董事长。在郁知非和主教练徐根宝的配合之下，“抢逼围”的战术让上海足球一下子从“软脚蟹”变成了“疯狗”。

　　申花神话

　　从1994年至1998年，五个赛季中，三夺联赛冠军，一夺足协杯冠军，被誉为蓝衣军团的申花足球俱乐部成为中国足球的霸主。借助申花足球，郁知非也成为中国足坛的大哥。

　　郁知非在申花足球俱乐部顺风顺水的过程，也正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黄金时期。申花是中国首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并是在足球产业中做得最优秀的俱乐部之一，其成就并不能用获得的名次来简单涵盖。

　　“郁知非对足球的认识及运营能力，在中国是绝对一流的。”申思如此评价他以前的老板。申花在足球上的成功离不开另一个人，他就是陈维力，其父亲是上海市主要领导之一。

　　“陈维力在队里的时候，是郁知非与其父亲联系的桥梁，其父亲很多对球队的指示，都是通过陈维力传达。在陈维力离开球队之后，郁知非和陈维力父亲直接沟通的桥梁就没有了。”接近郁知非的人士回忆。

　　1999年是郁知非充分展现自己体育经营才能的一年。他运作了曼联与申花队的商业比赛，差不多赚了1600万元，被誉为中国足坛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商业比赛。不为人知的是，此时的郁知非已经是强弩之末。

　　“郁知非对外宣称申花俱乐部一直赢利，别的俱乐部都亏钱，就他能赚钱？实际上，大概从1997年开始，每年的亏损都近1000万，但要承认，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了。”那位郁知非的好友，揭示了这个中国惟一一个号称赢利的足球俱乐部的另一面。

　　其他取得优异成绩的球队，都有大财团支持，惟有申花，财力有限实在难以支撑，“最后不得不以寅吃卯粮的方式，用下一年度的赞助费广告费来平衡本年度的运营费用”。

　　该人士对郁知非这段职业生涯的总结就是：历史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他似乎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权利，大家则在底下吃力地将外表光鲜的他举得高高的。

　　郁知非在1998年的时候曾拿着一个假路易威登皮包，还以为别人看不出，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那是假的，被熟人指出后，马上就不再用那包了。“外表光鲜之下的郁知非，其实有很多并不被人知的辛酸之处。”

　　败走申花

　　1999年，在郁知非领导下的申花足球到达巅峰之时，他领导的申花集团却戛然滑向另一个方向。

　　“我们的企业从开始搞足球的时候，就不太行了。”11月21日，一位还在申花电器专卖店工作的老员工回忆道。

　　“到了2000年，把申花集团分为电器和足球两块，实际上，那时候的申花在产品上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很多员工够了50岁的就直接退休了，郁知非的太太也是那时退休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郁知非的太太是当初组建里弄生产组108个人之一，“虽然郁知非是天才的体育经理人，但是做企业，他欠缺的东西太多了，他的能力仅体现在营销上。”

　　为了改变申花经营上的颓势，申花也曾投资过生产烟用过滤嘴的PP树脂项目，但因多种原因以巨亏告终。申花还投资了几个小房地产项目，可惜1990年代初的上海房地产市场，还是个发育不良的孩子，根本没有10年后的风光际遇。

　　在申花集团经营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申花俱乐部的运营费用却节节上升。在中国职业联赛的初期，每年运营费用仅需几百万元，最初范志毅是工资最高的球员，月工资也仅为2500元；但几年后，申花俱乐部每年运营费用则突增至近亿元。

　　郁知非当然明白如此难以为继，1997年就着手引进国外的体育产业投资者，“但他在这方面的谈判，就太业余了，每每喊出天价，认为申花足球的无形资产价值11亿元，两成的股权也动辄几个亿，引资当然失败。”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2001年12月16日，赛季遭遇六连败的上海申花队主场2∶0击败辽宁队，圆了联赛亚军之梦，3天后，申花被上海文广收购。当时，郁知非大哭。

　　“虽然名字仍然保留了申花的名字，但实际上，申花已经不存在了。”一位接近郁知非的人说，“那意味着，郁知非苦心经营近10年的足球事业没有了。”此后郁知非常对当年足球圈的记者说，“申花的事情不要再问我，我不会插嘴一句话。”

　　随着交接工作的展开，后来执掌上海电气的王成明(因涉及上海社保案被捕)成为申花新董事长。王因此被圈子里称为高俅——“以玩球取悦领导”。而郁知非则已经不能在申花足球俱乐部领工资，“原来的单位没工资可领，又没有新单位接收，整整闲了3个多月的时间。”此人回忆。

　　从申花离开后，赋闲的他曾被一位摄影记者捕捉到其当时的一照片——灰头土脸的样子；几个月后，郁知非加盟F1，偶遇此记者，打趣道：“我被你拍得像通缉犯一样，现在重获自由了。”

　　F1之累

　　2002年9月16日，国内的体育记者又见到了他们的老朋友，当天郁知非神采飞扬地出现在上海F1赛事的发布会上，他以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I have a dream”作为发言开头，阐述他的F1梦想。

　　2002年2月，上海国际赛场有限公司成立。5月，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公司董事长兼上海国际赛场董事长张桂娟邀请下，出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后升为总经理)。据了解，郁离开申花之后，曾在英国考察数月，其间他应上海市一位领导要求，从英国返回上海，旋即投身F1。

　　郁知非主管F1运营的日子，看似光鲜，但个中压力，亦不足为外人道。“越走，发现越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逐渐从老板成了一个标准的打工者。”一位郁知非的好友对记者评论他观察到的郁知非。

　　“他真正后悔的时候，就是在F1的时候。”该人士说。据此人回忆，在申花集团、申花足球俱乐部之时，郁知非均有机会通过企业的改制来确定其老板的地位，“申花集团本就是集体企业，政策上是允许成为创建这个企业的108位元老共同持有的企业，但郁知非没想过这个事情。”

　　“到了F1，郁知非发现，要权没权，要钱没钱，这与以前可拍板的一把手的落差极大，给人打工的日子的确不好过。”此人回忆道，其实到了申花俱乐部的后期，他已经开始体会到这种“掣肘”的感觉了——在后期，由于新股东的加入，郁知非逐渐开始大权旁落。

　　“我到了F1，花钱的事情和我无关，挣钱是我的工作。”郁知非到了F1后，经常和以前熟识的朋友们如此做他的工作报告。

　　郁知非上任不久，即开始面临外界的质疑。2004年，即F1进入中国的第一年，已有媒体质疑上海F1赛事举办权费用过高，“与欧洲各站比赛相比，上海几乎付出了3倍的费用购买举办权，有点不可思议。”文章还批评，上海赛道的总投资高达3亿美元，是目前F1各站赛事中最昂贵的赛道，比巴林站赛道的2.3亿美元还要高。

　　此文一出，郁知非亦频频被追问。他事后在与朋友聊天时，曾自觉委屈，辩解自己加盟F1时，申办和建设事项已经完成，且他只主管赛事推广工作，无涉其他。

　　2005年12月，在赛车场的一次活动上，本报记者曾与其有一面之缘，当年的F1赛事景况不如人意，为赢利问题困扰的郁穿梭在名门富豪间，不厌其烦地散发名片，他当时特别希望与

高尔夫俱乐部、航空公司贵宾客户等联合，借用对方的客户资源，开发项目，筹划活动。

　　“他在F1中，做的就是推广及拉赞助，按照他自己的设想，利用他那张媒体熟悉的脸推广F1，必定事半功倍，但仍然遭到了突出宣传自己不突出团队的指摘。”为此，郁知非曾交代采访他的记者，注意低调处理他的言论。“他曾私下抱怨过，市里领导对他不好，嫌其太出挑，说他很烦。”一位与其接触频繁的体育记者说。平时，他也刻意避免提及自己与领导的关系。

　　“与普遍认为的他周旋于交际场合的形象不同，只要不是能拉来钱的社交活动，他罕有参加；只要参加的，肯定是为了拉赞助要广告，说实话，挺可怜的。”在那位郁知非好友眼中，他熟悉的郁知非是这样的：谨小慎微，不喜做官，小富即安，听领导话，从不诉苦，好给领导画大饼描绘以后的壮阔景象。

　　郁知非在推广F1时曾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一条肩膀是博尼·埃克莱斯通(

国际汽联主席)，一条肩膀就是上海这座城市。”更准确的说，巨人的肩膀是其在上海的人脉，当这条肩膀崩塌之后，郁知非再也不是中国体坛的拿破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