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农业为何没有全盘皆输

　　文/文钊

　　经济观察报：入世五年，中国从一个农产品的净出口国转变成一个农产品的净进口国，怎样理解这种变化？

　　卢锋：考虑人民币实际汇率难以避免面临升值趋势，我国农业净进口可能将是一个趋势性现象，净进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也有可能。

　　如何看待净进口？首先看净进口对象产品与它国内产量的关系。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中我国棉花、牛奶、大豆这些产品进口增长很快，但是他们的国内产出仍有不同程度增长，牛奶国内产出更是成倍增长。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国内产量减少了，从比较优势原理角度看，净进口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如果净进口增加同时，国内产量也增长，即便从比较狭隘的短期需求替代角度看，净进口增长也不应是严重问题。

　　从净进口产品与国内下游产品关系来分析，比如大豆进口和饲料工业的发展有同步关系。大豆主要的用途有两种：一是加工成植物油用于消费，二是利用大豆加工副产品豆粕作为优质饲料原料，促进我国肉鱼蛋奶等动物产品发展。如我国近年预混料、浓缩料、配合料等三种饲料中，较多利用豆粕的浓缩料成倍增长，对我国饲养畜牧生产部门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是分析农产品进口与国民经济相关部门的关系。一些农产品原材料进口支持了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比如纺织业的发展。有关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中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就业人数分别增长了约680万和480万人，并且新增加就业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工。

　　由此可见，农产品进口实现了几个重要的功能。第一，它发挥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二，农产品进口促进发挥了农业内部比较优势，促进了肉鱼奶蛋这样一些动物产品部门的生产，这些部门每年出口几十亿美元。最后，农业进口满足了国民对牛奶这样一个特殊产品、在特殊时期的一种超常的增长需求，而牛奶对于我国儿童和国民体质提高有积极意义。

　　经济观察报：中国入世之前，相当多的人都预言，农业是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观察入世五年来中国农业的表现，您有什么样的评论?

　　卢锋：我国农业入世后为何没有“全盘皆输”？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对中国农业供给能力和需求增长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估。结论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我国农产品供给能力不是那么“弱质”；第二，我国农产品需求增长不是那么“刚性”。

　　要判断农产品供给长期增长能力，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指标是农产品劳动生产率增长。利用我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计算，十几种农产品中，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最低也有5%，最高超过10%，平均大约是6到7个百分点。如果一个部门，特别像农业这种部门劳动生产率在20多年中有6到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那么认为这个部门特别弱质的判断是否准确就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新的产权制度和市场激励机制，加上政府改进管理和提供配套服务，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本体制条件。另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农机、化肥、电力、生物品种、塑料薄膜覆盖等新投入和技术广泛推广应用，农民在市场激励机制下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条件，促使农业快速增长。另外，道路物流设施改善促进了农业专业化分工，现代信息传播技术革命便于农民学习实用技术提升人力资本素质，都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做出了关键贡献。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后，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农业的供给能力并不像过去没有这些条件的时代那样弱质，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6%到7%的年均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

　　经济观察报：那么持续的开放进程，对农业和农民增收是否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

　　卢锋：应该承认，农业开放对农民增加收入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和调节压力。我国缺乏竞争优势农产品进口可能会进一步增长，通过对国内产出可能发生的需求替代作用，对我国生产这类农产品的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由于这类影响主要集中在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而这类产品国内产区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因而贸易冲击可能较多被相对不发达地区所负担，对于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产生负面影响。另外，我国经济增长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不可避免地派生出人民币实际

　　所以，如果通盘考虑农业扩大开放与农民增收目标关系，从农业部门角度观察，或者从短期直接贸易平衡角度观察，对农民增收负面影响可能大于积极作用。

　　经济观察报：现在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问题仍在于农业开放，在农业政策上中国应该持什么样的取向？

　　卢锋：农业收入仍是我国农民收入基本来源之一，然而农民增收根本途径在于城市化转移农业人口以及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农业扩大开放对农民收入短期具有负面需求转移效应，但是长期和整体则应具有积极作用。从农民长期增收目标角度观察，扩大农业开放仍是一个具有经济合理性的政策选择。

　　目前我国农业保护水平不仅远低于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在某些方面也低于美国、印度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国。随着我国经济成长以及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展开，我国农业政策最终仍要面临是坚持市场取向还是诉诸保护措施的两难选择。然而从现有保护水平看，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与高度保护国家相比仍具有较大选择度，因而也具有较多主动性。

　　从谋求其积极影响角度看，设计农业开放政策应与多边、双边、区域贸易自由化谈判结合起来，通过与其它经贸发展目标相互配合利用来谋求其潜在利益最大化。从控制其潜在不利影响角度看，可以与新农村建设中收入转移内容统筹设计，以调节和补偿扩大开放带来的短期负面冲击影响。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