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中的政府角色

　　文/丁凯

　　经济观察报：入世五年来，中国政府和制造企业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马宇：最初当入世的声音传来，国内“狼来了”的声音响成一片。我们原来对入世的负面作用想得太多，极少想到其正面促进作用。实际上设想中入世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并没有发生，但是一些我们没想到的东西暴露出来，有的情况还非常严重。

　　当时，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从技术、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等都与国外企业相去甚远，一旦放开将遭到巨大冲击。实际上，在制造业领域我们的关税壁垒撤销的是最多的。国内制造业遭遇的冲击并没有预期那么大，国际竞争力反而大幅提高。我们的出口增长迅猛，最近2-3年，在之前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制造业出口年增长仍然达到30%-40%的水平，这刚好说明我们原来低估了国内这些产业抗冲击的能力和竞争力，从政府到专家到企业都没有足够的估计。

　　现在，政府反而开始考虑如何让出口步伐放慢，贸易顺差减小。我们终于明白，束缚中国制造企业

竞争力的最根本因素是制度。

　　加入WTO一方面是国外市场、资本、服务和技术进来的过程，同时也是解开国内企业束缚的过程，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来越少，企业越来越市场化，这样会把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激发出来。只要政府能提供良性的制度环境和国际市场环境，企业就会显现自己的竞争力。

　　经济观察报：在解决贸易摩擦方面，政府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

　　马宇：政府应该做的是去创造好的宏观环境，有些官司国家一定要去打，要在WTO内部和双边谈判的时候施加压力。从国家层面，通过WTO的规则，多边贸易组织的手段去进行交涉，甚至考虑去疏导目标市场的民众情绪，化解当地民众和企业的对立心态。

　　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关系定位来讲，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原来政府关注外贸资格审批，甚至教育企业家如何管理企业，如何建立品牌，这根本不是政府应该考虑的。

　　经济观察报：自今年10月欧盟对中国鞋征收

反倾销税以来，大部分企业都冀望中国政府在WTO层面进行交涉，但龙永图先生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涉及反倾销的中国产品仅占出口总额的0.5%，是支流而非主流，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会出面进行交涉吗？

　　马宇：政府要管的恰恰就是这0.5%，因为今后的影响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实上，另外的99.5%因为不存在贸易摩擦问题，反而可能不需要政府来管。

　　作为一个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实力比我们强很多，但美国总统在其述职报告里会提到又解决了多少就业，卖出了几架飞机。同样，保护中国企业的权益，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一定要重视、时刻关注这些事情，即便贸易摩擦涉及的只有一家中国企业，也要去思考，去管。

　　经济观察报：引发贸易摩擦的原因似乎主要在于中国企业不规范的竞争行为，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马宇：不能否认的是，高频率发生的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我们的企业自己造成的，我们的很多竞争确实是没有底线的竞争。

　　首先，亏损出口的最主要制造者就是国有企业。一部分国有企业没有成本概念，企业管理者经营企业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赚钱，至少不是为了长远赚钱。因为在很多国企，长远赚钱对于其现任领导者毫无意义。这种企业最有可能采取不计成本的出口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虹。

　　这种情况在民营企业不可能发生。民营企业要考虑赚钱，就这一点来说，民营企业是可造就的。

　　怎样让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走上正轨呢？中国现有的一些民营企业就是千方百计地压低成本，有些明明是不可省略的社会成本，也被很多民营企业当成自己的成本省略掉了。比如减少甚至逃避环境保护和污染排放方面的投入；降低安全标准；突破劳动力工资的最低标准，甚至克扣工资不给加班费，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该作为了。

　　我国在这些方面其实早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关键的问题在于执行。政府应该把这方面控制住，有些成本是底线，不能突破。比如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产品涉及的安全标准等，如果保证了这些底线，企业愿意拼成本，那完全是市场化行为。

　　政府要卡住两点，一方面把国有企业改革改明白了，消除亏损出口的制度根源；另一方面防止企业不断向下走的底线已经有了，关键是执行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社会各界都在批评中国企业的竞相杀价，以及面对国际贸易商时的自相残杀，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是什么？

　　马宇：企业的自相残杀也不能完全怪罪到企业头上，而是应该想为什么会提供这样一种制度环境让企业可能自相残杀。政府还是应该想办法把底线卡死，这个底线完全靠一种制度建设。

　　和国有企业的亏损出口不同的是，民营企业即便是遭遇了反倾销也是赚钱的。对于企业来说，省下来的都是利润。而政府设置并坚持了底线之后，企业间的竞争会被引向更高的层次，在更高层次的竞争下，商会和行业协会就会自发产生并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应该是靠自上而下地设立起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