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看外商 21世纪看华商

　　秦朔

　　中央电视台2套正在播出《大国崛起》的专题片。从经济角度看，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只是面积人口，更是指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的诞生，依赖于该国能够拥有一批世界级企业。而世界级企业，简言之，就是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从全球竞争力、影响力的角度，笔者的一个判断是：20世纪看外商，21世纪看华商。前者是一个经验事实，后者是一种趋势展望。

　　20世纪看外商

　　回看20世纪，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由高至低，大致呈现出这样的分布：

　　美国处于最高端。正如西谚所说“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are invisible”，无形驾驭有形，知识驾驭物质，“美国造”里面包含的是非常轻的东西，如品牌、标准、技术专利、金融工具、梦想、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

　　接下来是以德国、

意大利、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企业，“欧洲造”的东西“有的轻有的重”，轻的东西和欧洲的人文气息相关联，和当代时尚相关联，如服装、皮具、

化妆品、酒类等。重的东西则和历史传统、生产原料、工艺与设计相关联，体现为产品的高品质、高性能，以及因此而创造出的高价值。在这些“重”的方面，德国的汽车、机电产品以及众多在细分市场上悄然称霸多年的“隐形冠军”们是杰出的代表。无论轻重，从品牌价值角度看，欧洲品牌都是高品牌。

　　再接下来是日本，日本销往全球的主要是重的东西，以汽车和家电著称。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企业很早就“走出去”，同样由于面积的原因，日本的工厂在生产线设置上无法像美国那样一品一线，只能一线多品，从而走上了柔性生产、精益生产的路子。由于日本产品不像欧美产品有原产地的文化支持，逼迫日本公司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更快更好地响应消费者需求，做到顾客为本，同时不断开展技术创新。“基于顾客导向的产品的高性价比”，成为日本公司征服世界市场的利器。

　　再往下是韩国企业，以三星为代表，既追求高品牌，也追求产品的创新和高性能，在高技术领域韩国已经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再下面，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和印度企业，其在全球视野中的突出成就表现在代工方面。台湾地区的代工主要是高技术领域的产业代工，如台积电和富士康，并在代工中逐步从组装加工到为品牌提供设计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印度的代工以服务业外包为主，尤其是软件方面。

　　最后，是中国大陆和一些新兴国家地区的代工模式，主要依靠熟练的低成本劳动力，做制造业代工。在大陆经济的初步发展阶段，这种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是行之有效的，但从1978年到今天，在中国逐步推进市场经济接近30年的今天，我们必须反思这种模式的被动性和缺陷。在全球性公司主动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中国企业基本是被动代工和被动制造，中国自主品牌的价值创新能力很弱，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还很少。在以销售额计算的“财富500强”排行榜上，2006年中国已有22家公司上榜(内地为19家)，但在世界品牌100强中，我们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当我们陶醉于全球每位消费者平均每年买1双中国产的鞋、2米中国产的布、3件中国产的服装时，不要忘了，其中90%的产品都是贴牌制造。中国有170多类商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却没有一个世界级出口品牌。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额7600多亿美元，其中90%都是代工。中国机电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专利申请数量不到世界的1%，DVD的57项关键技术中，中国仅掌握9项，导致在平均30美元的出口价格中，要缴纳10美元的专利费，企业仅获1到2美元一台的微利。

　　如果在今天，还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劳动力，只能遵循这样的比较优势发展

中国经济，那么21世纪的中国依然会停留在世界经济价值链的低端。事实上，在“世界是平的”时代，在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形象越来越被世界接受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完全应该将“人的创造与创新能力”而不是“劳动者的忍耐能力”作为自己在21世纪新的竞争力，并由此出发，走建立品牌、推动技术创新、依靠高价值产品创造全球消费者价值的道路。“21世纪看华商”的前景如果要变成现实，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主动选择。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中国的两个近邻强有力地进入国际舞台的标志。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也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坐标。在这个历史时刻，是否有一批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开始将创造全球价值作为新的历史使命呢？

　　台商、港商和深圳群落

　　在全球，华人的经商才能和吃苦耐劳品质都得到公认。但是，在构建“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能不断延伸扩展”(借用哈耶克extended order的观念)的基业长青的企业方面，华人的成就还无法与欧美企业相提并论。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也与华人企业的基因有关。

　　如果对华商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划分为台商和港商两大流派。关于台商，我们会想到王永庆、施振荣、张忠谋、郭台铭等。关于后者，最著名的就是李嘉诚。台商，和enterprise、industry更为关联；港商，和business、wealth联系更密切。如果对内地企业家进行调查，李嘉诚的地位无疑更为显赫。今年内地一批商业领袖赴港“朝拜”李先生就是一例。但是，纵览李嘉诚的创业史，除了早期做塑料花和长江建设的工程外，其财富的生成，主要是通过低买高抛的资产运作和整合并购，并借助香港丰富的金融工具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李嘉诚的法宝是商业诚信(让合作者得益)，同时善用职业经理人。假如对此视而不见，对香港经济的特殊性不了解，只是想学他的低买高抛和资本运作，那么就会误入歧途。内地不少企业家迷恋于资本运作和快速扩张，绝大多数就都摔了跟头。事实上，李嘉诚模式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独一无二的。李泽楷的“数码港”和“电盈”学得如何？最后不过是大失信用，令投资者失望万分。在香港，新鸿基地产的口碑和价值远胜长江实业，也说明，在对产品精雕细刻、创造更高的消费者价值方面，李嘉诚模式并不完美。如果要学香港商业模式，冯氏兄弟的利丰和邢李源的思捷环球或许更具价值。

　　所以，在21世纪的华商之路上，我们固然需要李嘉诚，但更需要像三星的李健熙那样实业报国、靠优质产品和自主品牌走向世界的工业家、实业家。

　　今天，关于浙商、苏商、粤商、晋商等分门别类的研究十分热闹，但是，以20年为一个尺度，以公司竞争力为评价标准的话，深圳群落才更是我们环视中国后最应该关注的。从地产业的万科、中海、华侨城、金地、招商到金融业的平安、招行，再到制造业的华为、中兴、中集，甚至是互联网的腾讯，我们可以列举的公司灿若群星。它们基本上都是公众公司，财富不集于个人或家族，也不是产权不明晰的传统国企；它们的文化背景是移民文化，是开放文化；它们毗邻海外，喜欢和全球标准相对照，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它们有优秀的企业家才能，同时兼具良好的团队和公司文化；它们生于深圳，但是疆域在全国乃至全球；它们的创始人对于技术的乐趣和事业的热爱，胜过对个人财富积累的欲望；它们大都坚持专业化的战略，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这样一个群落，令人尊敬的还有它们的年龄，它们大部分都要过或者已经过20岁生日了。也就是说，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不久诞生的一批新兴企业，一直在健康地活着，走着。

　　对比深圳群落中活生生的事实，以及那些倒下去的、曾经名贯一时的企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追求公司长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价值分配的合理化、有序化，比追求个人或家族财富的最大化，会令公司更健康和持久；

　　开放的文化、包容的文化；

　　治理结构的透明，管理层受到监督与激励，能帮助公司提高社会声誉；

　　脚踏实地，专注聚焦，不断提升管理的现代化和产品创新能力，能创造出更高的消费者价值并提升公司价值。

　　在深圳群落中，传统华商身上一些不良的基因——财富最大化、思维贸易化、在商不言商、人治化与短期化行为流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清除，而诚信踏实、在商言商、价值创新的新基因则深深扎根。这些新的基因，包含着中国企业在21世纪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希望。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诸子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即儒、法、道；7世纪和9世纪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如唐诗、宋词、科学发明、书画与理学；在21世纪和更长远的年代，我们希望中国企业奠定中国在全球商业文明中的辉煌地位。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远见、理想，需要对过去不健康基因的反思超越，需要在价值创新之路上永远的追求和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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