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就业压力是硬道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在现有的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

　　有关就业形势严峻实在是个老话题，但是问题的严肃性与严重性并不因为话题“老”而有丝毫的减弱，尤其是目前中国处于经济改革继续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的阶段。同时，部分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带来新的失业，而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也会对中国的就业形势产生一些影响。总体而言，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压力沉重。田部长报出的数据，不过是为这种形势做了直观描绘。

　　就业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涉及到多个方面、多种环节。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政府一直在寻找出路。从2002年起，中国就启动了积极的就业政策，本着重点关注困难群体的原则，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要受益对象。客观地说，这个政策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不过到了新时期，就业困难主体也更为多元化，一度贵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大学生也成为就业的弱势人群。新的形势逼迫着就业政策也要有新的突破。

　　我们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政策必须着重考虑。其一，是须平衡好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称，现在必须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留出空间；其二，尽管社会一直呼吁鼓励民间创业，促进发展中小企业，推动非公经济发展来帮助解决就业问题，但遗憾的是，目前创业环境还不够理想，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而非公经济的成长也屡屡遭遇难题，如非公企业难以进入垄断领域的“玻璃门”现象便是具体的例子。

　　事实上，在此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上述两点意见均有体现。该《决定》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美好目标，而其核心措施正是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具体包括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职能、扩大再就业政策扶持范围等。

　　我们之所以在当下强调要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留出空间这个命题，是因为其中的确有些矛盾在。一方面，经济的更好成长呼唤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迫切需要提高科技的“含金量”；而另一方面，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着消化就业人口的优势，相比较高科技企业而言，有着更强的带动人口就业的效应。这其中，既有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问题，也有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平衡问题。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容置疑。不过，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近年来我国经济表现出了“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特点。一些统计数据对这些看法亦有印证。在经济增长本身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减弱之时，政府相应的就业政策干预就显得尤为必要。毕竟，缓解就业压力是硬道理。

　　无论是中共中央针对就业问题提出的措施，还是政府劳动部门继续实行的积极就业政策，都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命题提出要求。这意味着，在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关乎民生具体利益的就业问题摆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留下空间，并不是对各地政府努力升级产业结构工作的否定。在一定意义上，两者还是有一个共同发展的空间存在。

　　从促进建立就业增长机制的角度来看，鼓励创业、推动发展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无疑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必然选择。发展中小企业是扩大就业的有效途径，也是各国的成功经验。比如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显示，65%到80%的从业者在中小企业就业。中国目前已有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不同的定义出发，非公企业、中小企业对就业率的贡献在不断增大。

　　遗憾的是，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创业环境属于中下水平，突出表现在对于创业的金融支持弱，政府项目不多，并且政府创业政策的力度不够，导致机会创业比率低。这样一个对比很能说明问题：一些国家千人拥有的小企业数为45个，而我国仅为2.5个。很显然，认识到中小企业以及非公经济对于就业增长的意义是一回事，而在具体的政策体现与政府行为中，真正做到却是另一回事。这当中，有历史的认识问题，也有现实的利益集团压力问题，等等。不过，从破解中国就业压力的现实命题出发，该做的文章最终还是必须一一去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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