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香港最佳大学校长徐立之：为钱奔忙

　　徐立之：为“钱”奔忙

　　赵奕

　　“你问我的精力在学术、行政管理和募集资金方面该如何分配，不管你怎么问，我都会回答你是各占三分之一。”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说完，就爽朗地笑起来。

　　11月上旬，在上海出席香港大学校友会的徐立之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了对时间难以均衡支配的无奈。在执掌香港这所最知名学府4年后，徐立之已经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学术上，转移到如何管理大学上来了。

　　其中最主要的工作都跟“钱”有关系，随着香港特区政府关于教育的拨款计划再次削减，徐立之成为香港诸多大学校长中，为钱奔忙最多的一位。去年，他被评选为香港最佳校长，与之相对应的是香港大学近年来一系列改革。

　　今年是徐立之第一届港大校长任期期满。11月，他刚被宣布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逐渐收紧的钱袋子

　　2002年，徐立之就任港大校长时，为自己制定了目标——带领港大进入世界高校前25强。

　　在担任港大校长之前，他没有做过任何行政管理工作，一直潜心科学。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从科研工作转型到管理工作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徐立之任校长的这四年期间，港大经历了香港特区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大幅压缩。

　　一直以来，高额政府拨款让香港高等教育受益匪浅。在英国《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刊出的2006年世界大学200强排行榜中，香港有四所学校入围。其中香港大学排名最高，位列33位，排名比2005年上升8位。

　　与此相对，香港大学每年从特区政府获得的经费也最高，占到8所院校全部经常性补助金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经费削减后，受影响最大的也是香港大学。

　　香港的高等教育经费按照学生的人头发放，由学生数量决定其总体规模。近年来的经费削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为学生数量的减少。

　　谋求世界一流大学位置的港大，需求不仅仅是“人头费”那么简单。作为一所综合型大学，除了普通的教学外，研究经费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而这笔钱却不能从香港特区政府那里全部获得，必须由港大自己筹措。

　　目前，港大的教育投资多元化改革，就把“伸手”的目标从香港特区政府，逐步扩大到慈善团体、工商界和个人投资、捐资。

　　徐立之对于目前港大的基金规模还是不太满意。“我们现在有十多亿港元的规模，但是跟哈佛、耶鲁等学校相比，我们就逊色太多了。而且他们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在20%以上，他们每年通过基金的回报就多过特区政府的拨款。”

　　目前，港大各种基金的总额截至去年底为12亿港元，投资回报在7%左右，徐立之觉得投资的胆子还可以放大一些。

　　而香港诸多大学校长在面对经费裁减时，都表现出不凡筹款能力。徐立之在履新后18个月就筹得6亿港元，成为诸多校长中的佼佼者。

　　绝不出卖学科

　　“大学筹款不是去讨钱，不能靠强调自己如何穷而博取别人的可怜，这不是支撑长远发展的好办法。而是应该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宣传，告诉大家我们所做的就是将来社会所需要的。帮助我们就是在帮助你自己。”徐立之介绍说。

　　记者在介绍港大捐助情况的杂志中发现，几乎每个与捐赠有关的场合，徐立之都争取到场。他强调，大学一定要与社会联络，但感动、说服别人的前提是要有很好的计划，并为这个计划做好包装。

　　其中一个举措就是推出明德教授职位。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徐立之来到港大后，倡导成立一系列“明德教授基金”，由知名企业家来对港大最好的教席进行冠名。

　　捐款人只要捐款至少2000万港元，便可在指定教授衔前冠上自己的名字。现有的明德教授席，包括霍英东基金教授(传染病学)等8个教席，而已经表示愿意捐款的还有15位企业家，不久教席将增加到23个。凡是某一教席的明德教授，基金每年产生100万港元利息将作为其科研经费。

　　但是，与企业家打交道，让人不能不怀疑港大独立的研究精神会受到商业利益的左右。事实上，2005年在李嘉诚向港大捐助10亿港元，徐立之表示将以李嘉诚的名义来命名港大医学院时，他就受到了港大校友的联名谴责，认为其“出卖港大传统”。

　　对此，徐立之向记者表示：“一说到合作呢，有些人就有疑问，是不是把学科卖给这些捐款的人呢。其实，我们的政策规定很仔细，捐款人不能够干预学术的发展和自由，学术捐助不是看成果的，而是长期投入的结果，我们衡量一个学校好不好，必须看长期的努力。”

　　在过去四年内，港大校友的全球通讯簿和联络都逐渐建立起来；同时，为迎接港大建校100周年，100亿港元的校区扩建计划也在推进。后者，无形之中为徐立之压上了35亿港元的筹款重担，剩下的部分将由香港特区政府承担。

　　上任伊始，徐立之曾表示：“大学不能太依赖政府投入。港大的经费60%来自公共机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多元化的融资使年收入的50%自给。”4年来，他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

　　对话徐立之

　　除了对外谋求更多的捐助，徐立之还针对校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针对原有的香港教员的晋升制度。

　　《第一财经日报》：校友的捐赠对于港大是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立之：校友对于学校的帮助，不仅仅是捐款，而且可以为在校学生开座谈会，甚至在晚上带学生出去吃饭，这是我们大学全面教育的一部分。不一定需要金钱，也可以通过花时间的方式来为学校作贡献。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对外希望获得捐赠外，港大内部有哪些改革措施？如何解决教职员工的反对意见？

　　徐立之：最近学校的人事有了很大的改变。香港的大学教师先是根据学历定薪水；然后看从业多少年；之后按照年数，不断地加薪。变成“长工”的香港教员，要辞退他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是公务员。

　　现在，我们能不能在审核他的加薪申请时，看他的表现呢？表现不好，就不给加薪。

　　大学削减经费跟公司生意不好要减薪，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鼓励他们申请加薪。但是，也会遇到意见，毕竟会影响到一些人的收入。

　　首先，所有教员原先定下的职位和薪资都不会改动，只是将来申请时，会按照业绩来考评。即便是考评，也是相当温和的。每位教员为自己下一年度的工作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学校的第三方评审委员在年终时进行评审，看看这个目标有没有实现，再结合这位教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邀请讲学的次数，就可以给出评价。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基础学科和社会学科很难在短时间内出成果，港大如何保证这种考评标准不是急功近利的呢？

　　徐立之：不是看某个学科是不是很快出成果，比如他们想改良某个学科的教学方式，我们就鼓励他，奖励他，当然要看是否是战略性、创新性的改良，不是随便什么项目都能够拿到钱。

　　例如社会学院，在他们去年制定的计划中有一项是邀请社会工作者与学生进行交流，评审委员会没有看到什么论文或者其他成果，但是新教学方式的效果很好，所以教员依然通过了评审，而且他们进一步申请的研究经费，校方也批准了。

　　徐立之

　　● 出生在上海，在香港长大

　　● 1972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理学学士

　　● 197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

　　● 1979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曾任多伦多病童

　　● 2002年就任香港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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