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本报记者李爱明 赵剑波

　　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就是对我国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态度进行衡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11月17日，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全国工商联共同主办的“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论坛”在南京召开。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在会上作了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讲话。

　　会议期间，记者对胡德平进行了采访。

　　低成本起家的民营企业

　　记者：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飞速发展？

　　胡德平：我认为，若以经济规律和纯粹的商业法则来衡量的话，民营企业在28年的改革过程中，完全走了一条低成本的创新发展道路。

　　具体地说，就是“低成本的自办企业”、“低成本的创新体制”、“低成本的机遇市场”、“低成本的行业门槛”、“低成本的生产要素”。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胡德平：“低成本的自办企业”是指民营企业在创业之初，成本非常非常的低。首先反映其投入极少。联想最初的资本，只有科学院投入的20万人民币。四通为负资本，只有2万元的四季青公社的借款。其他工商联的六位企业家副主席，第一笔的投资金额分别是1979年的700元、1982年的1000元、1984年的2000元、1985年的10000元、1988年的零资本，经营方式为赊帐预付，1990年的8000元。这里我就不列名了。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资本如果拿到美国、日本、德国能做什

　　么？除了联想能做点小买卖；百元、千元资本的、能否维持一个星期的生计呢？我想很难，零资本、负资本的也只能做黑工，当流浪汉吧？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他们不把缩衣节食的几百元、几千元用于消费花掉，也不存在银行得息，而是使资金变成资本，又使资本增值，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批参与市场经济的开拓者、探路人。而且现在这些企业都发展为中国或海外的上市公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很难想像的。

　　何谓“低成本的创新体制”？

　　民营企业创业之后，绝无铁饭碗、大锅饭的保障，也无退路、捷径可寻。企业创新不用谁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的衣食父母完全依赖消费者，它的体制完全依靠市场，它的机制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就是企业体制的新灵魂。抢占先机，快速反应，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叫花子绝不和龙王斗宝，这就是企业的机制。

　　而“低成本的机遇市场”，指的是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短缺经济是卖方市场，买卖双方是一手付钱、一手交货，反映在交易交换过程中，就是方便、迅速，没有卖不出去的民生用品，就是假冒伪劣商品也很少压库。

　　“低成本的行业门槛”也很明显。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民营企业都是从饮食业、零售业、服装业、包工队、长途贩运和当时正在全球兴起的信息产业起家，这些行业进入的门槛很低。以后发展到纺织业、家电业、轻工业、门槛也不高。那时，我国就业压力极大，有人愿意在此领域经商谋生，党和政府都极为鼓励。

　　还有一点，“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当时的民营企业，人、财、物、技术、指标等生产要素很简单、原始，一个家庭几个朋友就可以办一个企业，很多私营企业就是

　　家族企业，很多企业主几乎没有正规的学历可言。这些都是具体的反映。

　　新的历史起点对民企的新要求

　　记者：但是，现在的环境跟当初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时期，对企业的要求也必然不同。从您的角度，您觉得新的历史起点对民营企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胡德平：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历史起点，民营企业家自然要加以利用和发挥，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低成本的生产优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这点优势已经逐渐减弱，可以说低成本的机遇市场早已消失；其次，像低成本扩张型的企业，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今后即便没有投融资体制根本性的改革，这种做法也应该根本抛弃，不要再存侥幸心理，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长期跨越标榜人力资源的低成本，只能说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权非常差，而社会也绝不会和谐。

　　记者：民营企业应着重考虑哪些问题？

　　胡德平：首先，开拓“低成本的科技创新”、“低成本的科技发明”的企业发展道路。我国的广大民营企业家都是爱国的，而且他们的发明专

　　利、知识产权和国外相比成本很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是发明创造、技术工艺革新的主力。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法宝，善用此道，我们的民营企业就掌握了使用第一生产力主动权，就可以使企业的竞争力获得长足的发展。北京科瑞最近用自己的生产专利，向交通银行抵押，从而获得了全国首例一千万元的专利贷款。知识、专利有价、值钱了，可转化为货币资本了。这一突破是对科技创新的鼓励。

　　其次，我国的民营企业一定要认真践行守法、诚信的商业理念，打造自己的商业品牌，并以这种实际行动配合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使企业发债、贷款私募资金上市成为一种极其正常而又平常的商业行为。使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起来，投资与融资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只要投资不给融资岂不是只要马儿跑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希望政府对这个问题有所明确。

　　第三，在我国目前部分生产力过剩、外汇存底已居世界首位，广大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情况下，我国民营企业应该有准备、有组织、勇敢大胆地走出国门，树立国内GDP和民族GNP相一致的全球市场观。国内投资应收敛，这个也确实需要收敛了，但国外投资应发展。我国外汇存款已达万亿之巨，顺差又如此之大，应该放松汇管制，借款支持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市场犹如战场，我们既需要内线作战，也需要外线作战。

　　第四，我国的纺织业、服装业、家电业、轻工业已执全球牛耳，有无这种可能把我国的制造业、装配业和重化工业也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我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美国现在的财长鲍尔森也持这种看法。我国必须有新的行业升级，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如果此点有道理，那么政府就应有前瞻性的行业规划政策，给民营企业进入目前的垄断行业以相当的自由空间，就是要给国有控股的大型企

　　业以巨额投资，也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决不能牺牲我国的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优势。

　　第五，企业的发展，除自身的努力奋斗之外，不但要政府的指导和监管，而且还要企业和企业家在自己的世界天地中组织相应的人民团体、联合会、商会和同业公会。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必须要有这种组织。一个驾驭宏观经济的政府，必须有这样的助手。这类组织应反映自己成员的合理诉求，提供服务、规范行为，加强行业维权和自律意识。具有53年光荣传统历史的全国工商联，就是政府这方面的得力助手。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记者：去年，“非公经济36条”(也称国务院三号文件)颁布以来，各地各部门的落实有好有坏，您有什么评价？

　　胡德平：去年国务院的三号文件，完全是一部顺应潮流又引导潮流的好文件。经过实践的检验，我国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不但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全国数一数二，这些省份的国有资产也名列前茅。对待三号文件的态度，已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时候了。

　　民营经济的诞生不是“原罪”，它本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它的第一桶金，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的进行客观分析，还应经常反省，我们给它的奶水是否充足，对它的学前教育是否及时。

　　如果我们不想再用一千万件衣服换取欧美国家一架737级别的客机，那就应多多研究一下国民经济如何在机会成本面前的取舍。这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定位和升级都大有借鉴意义。

　　总之，我认为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就是对我国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态度进行衡量的重要标准之一。(21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