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中华民族属于对不确定性的高度规避和集体主义倾向明显的民族。面对创新，很多中国企业发现，有更多包括市场推广在内的运营项目在牵扯领导者对资源配置的安排。

　　“我们的成本压力很大。”张维炯不无忧虑地说。张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

　　这是一所白手起家的中国商学院。在过去12年的时间里，这家非体制内的商学院凭借灵活的创新市场，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排行榜中，它的三大课程(MBA、EMBA、短期培训课程)连续六年跻身于全球50强。

　　兵临城下的“错位”

　　“我们的科研还有很大差距。” 中欧EMBA主任梁能教授透露。

　　一个兵临城下的问题是，过去12年，中欧的管理大致是引进消化的过程，把西方的理论，拿来消化帮助中国企业家理解问题。但是现在，“错位”的裂痕正在加剧。中国的企业家们开始迫切需要一批原创理论，根据中国的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因为西方理论跟中国企业家实际需求有很大的错位。

　　“这些问题是没有人研究过，原创性的理论。而这些转型国家碰到的问题只有可能由中国商学院来研究。”梁能说。

　　无米之炊，巧妇何为

　　可是，钱又必须用在其他方面。

　　“在北京建校舍、教学设备、把哈佛、沃顿的教授请到中国来讲学，这些都是成本。” 在张维炯的计划中，学校要往上走，开支就不得不跟着往上涨。

　　而且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挣钱的。“我们MBA是亏的，用上海话来说亏得一塌糊涂，收费15.8万元，实际上我们的成本每个人25万元。”对张维炯这位“经营者”来说，明明知道亏本还得做下去。如果不做MBA的话，那中欧就会失去作为商学院的“基本产品”。

　　为了填补MBA的窟窿，中欧就得把EMBA规模做大，通过规模提高学校收入，就得多做短期培训，靠面向企业的短期培训课程，为学校带来更多的收入。国外商学院EMBA项目规模平均是129人，世界上最大的商学院招的EMBA是300人，而中欧每年招的是628人。

　　“今年做预算的时候，梁能老师还和我吵架了。” 张维炯说，他和梁能原本是好朋友，可是，预算中各种开支实在难以平下来，市场部也在想办法争取费用。再想把大笔钱投放到科研上实在是无能为力。

　　“要与哈佛竞争，要与沃顿竞争，就要把课程做好，不投入就无法竞争，”张维炯不得不暂时把科研的投入预算放在次重要的位置。摆在他面前更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把课程做上去，把成本降下来。”

　　“原创性研究谁来买单，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梁能说，从中国的情况看，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不可能，指望有企业像耐克那样投上百亿元也不可能。

　　“只能从小的题目起步了。”梁能说，“既然大的做不了，就模仿哈佛大学1920年的做法吧。”

　　那个时期的哈佛商学院也没有经费做研究，见活就揽，拿了一家企业2000美元，给这家企业做“美国鞋类零售商管理”的具体问题。后来慢慢地才有更多的企业投入，直到有企业愿意在基础研究上投钱。

　　“现在中欧正和一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谈‘国际化后CEO选择’的课题。”梁能说，这种研究虽然小，也不可能在理论上有突破，但做总比不做好。

　　知识点：资源配置，永远是个难解的方程式。看到一个好的创新机会而无能为力，因为永远有一个关乎生存、关乎直接利润的其他项目拦在面前。中欧的想法是：小题目入手，做总比不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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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企业在进行投资(包括市场推广、生产设施投资、研究开发)决策时，所依据的主要决策信息都是对未来的估计，而对未来的支出与收益的估计都有不确定性。在现实中，三种投资模式的不确定性是有较大差异的。

　　由于研究开发的性质所决定，其支出的不确定性很高，而且，研究开发最终成果市场收入的不确定性更高。

　　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高科技企业只有60%的研究能在技术上成功，而技术成功的项目只有30%的产品能上市，上市产品中仅有12%能最终成功。也就是说高科技企业开发100个项目最终能在市场上成功的仅有两个项目。可见研发投资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

　　不同民族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通常认为，中华民族属于对不确定性的高度规避和集体主义倾向明显的民族。摘自《2006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创新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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