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弗余澜与裘祖贻之死(2)

　　　11月3日阜阳市公安局出具的报告记载了发现裘祖贻自杀的全部过程。警方的结论说，裘祖贻应系自缢死亡。报告说，裘祖贻的妻子范越菲和儿子对自杀不持异议。

　　出于对裘祖贻的爱戴和信任，员工们在公司扩大生产时，还应要求交了大量的集资款。从裘祖贻的遗书分析，这些钱的归还问题，部分导致裘祖贻走上绝路。

　　公司柠檬酸车间工人小章证实，2004年，厂里为扩大生产向职工集资，他和家人一共交了14万元。2005年，公司为增加一个塑瓶三车间，再次向职工集资。同时提出“买工”的集资方式：“只要拿出15万元就能到厂里上班，三年后全额退款，但没有利息。”小章说。

　　“患者感觉药卖得贵，是药厂赚了钱。实际上，真正受益的是中间的代理商和医院，还有那些拿回扣的医生。”一位业内人士称，药厂只有薄利可图，几乎丧失了风险的抵抗能力。

　　举例而言，今年6月至7月底，安徽华源公司约生产了368万瓶“欣弗”，其中约318万瓶销往全国26个省区市。以每瓶出厂价1.5元计算，公司生产“欣弗”的利润，一年不超过500万。

　　1.5元是一级代理商能拿到的价格。经过层层代理的加价后，到了医院开处方时，患者能拿到的“欣弗”，

　　中间的差价，一些落入了药品代理商的腰包，另一些则以回扣的方式，落入了决定药品采购权的医院和医生手中。

　　表面上看，公司回收的药品仍以出厂价计算，亏损不大。但隐性的危机来自于代理商的催款，由于已层层签定合同，各种代理商仍会要求公司赔偿自己的差价损失。以每瓶30元计算，318万瓶，就接近一亿元。

　　公司的员工说，“欣弗”出事，除了患者，受害者眼中“财大气粗”的药厂，实际上也是这一销售体制的受害者。

　　“受害者漫天开价，动不动就几十万上百万。”但实际上，从“欣弗”出事后，公司停产，经济已彻底陷入困境。“8月开始，到现在都发不出工资。”安徽华源药厂柠檬酸车间主任孙广涛说。

　　阜阳市政府一位知情者证实说，从公司一位高层处得知，公司在欣弗案后，贷款8000多万，集资款7000多万，还有无法收回的药款呆坏账，已接近两个亿。

　　10月18日，黑龙江那18名患者曾经与厂方代表在北京谈判。最终谈判破裂。

　　公司方面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他们认为每个病例只能赔付几千元，而患者方面则提出最低在6到7万元——相差太大。

　　裘祖贻的尸体，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被发现。

　　这并不奇怪，原本忙碌得电话不断的前总经理裘祖贻，从两周前开始，就罕有人再找他办事。

　　10月16日，因为对“欣弗”事件负有领导责任，他被公司撤职。但已无任何职务的他仍没法离开，华源公司要求他协助新上任的老总“处理善后事宜”。从那时起，他在安徽华源公司，就成了一个尴尬角色。

　　员工们回忆说，从那天开始，一向忙忙碌碌的裘祖贻，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平时，“他见了人都会打声招呼，但那段时间，就只见到他闷声不响、低头走路，喊喊他，总觉着有点神情恍惚。”

　　国家药监局认定，劣质“欣弗”造成的伤害者约为100例左右，自此不断有“欣弗”的受害者找上门来讨要说法。

　　死亡女童刘思辰的母亲郭平，是11月1日从黑龙江到阜阳讨说法的18人中的一个。18人中，只有2人是城区居民，其他全是地道农民。

　　郭平说，成为“欣弗”受害者后，他们曾“整天找黑龙江药监局、信访办，连续找了几个月”，没有结果。

　　10月12日，18人从黑龙江出发，决定另辟蹊径。

　　第一站是北京。在北京逗留数日后，10月17日到19日三天，他们见到厂家委托的中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红旗，还有厂家派来的四位谈判代表。

　　受害者们要求按照购买药品时的价格进行赔付，最低在六七万，最高六七十万元。药厂觉得患者开价过高，不辞而别。留话“让走司法程序”。

　　裘祖贻出事前，在华源登记在案的人数就已超过400例。不断增加的受害者名单，让裘祖贻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郁。

　　有员工证实，被撤职后不久，裘的身体就迅速恶化。曾有公司副总劝他回上海去休养，被他断然拒绝。一名职工转述他的话，“工人的钱借给厂里了，我走了，怎么对得起这些人……”

　　员工们回忆说，10月31日早上，裘祖贻还到厂里转了转。下午起，就再也没见过他。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公司“闹事”，才有人想到了他们的“裘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