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

　　改革开放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但在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存在着种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旋律不和谐的杂音，如商业贿赂行为等。这些现象说明，在当今中国，新时期商业伦理、商务文化的构建已经刻不容缓。构建新时期商务文化的资源在哪里？我以为，可以从中国的古老文化中寻找智慧。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时两千余年而不衰，自有其深刻的内在活力。中国古代的商业发达，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有人说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重义轻利，认为“无商不奸”，此言谬矣。事实上，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论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兼顾，用道德原则来约束和规范经济秩序。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朱熹提醒人们“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强调的都是义利合一，这也正是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精髓。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第一银行首任总裁涩泽荣一对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推崇备至，说“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依据《论语》得出算盘之理，又从算盘中悟出《论语》有真正的致富之道。”

　　这种义利合一的传统商业伦理精神，在我国古代商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徽商十分讲求义利之道，注重塑造自身的廉商形象。徽商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为信条，在商业活动中力求做到“惟诚待人”，“市不二价”。他们在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的时候，决不损人利己、乘人之危。歙县商人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徽商程锁在溧水经商，某年丰收谷贱，程锁仍按往年价格收购存储。第二年遇饥荒，物价上涨，但他“出谷市诸下户，价与往年平。”他们“以信义服人”，为徽商树立起廉贾的形象。

　　近代，晋商曾经掌握着中国的金融命脉。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外逃，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当时，山西票号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却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日升昌的善举在战乱过后得到丰厚的回报：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现代商人李嘉诚深受中国

传统文化熏陶，他在做生意时，一直坚守诚信的原则。他说过“有些生意，给多少钱我都不赚……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也不做”，“如果单为赚钱而损害名誉，我不做。”有的人把李嘉诚先生的事业成功，仅仅看作是超人智慧的杰作，殊不知也是恪守诚信的结果。

　　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现代企业海尔，也继承了诚信的传统，将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发扬光大。海尔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广告语———“真诚到永远”。海尔总裁张瑞敏解释说：一个企业要永续经营，首先要得到社会的承认、用户的承认。企业对用户真诚到永远，才有用户；社会对企业的回报，才能保证企业向前发展。

　　总之，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商业伦理精神，将优秀的商业伦理传统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又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务文化，并使之根深叶茂、蓬勃生长。（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群艺馆）

武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