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咨询会议：大腕的眼睛看上海

　　赵何娟

　　21年前，杨烈国初到上海时，只能住在西郊宾馆。那是当时少有的几家国际型酒店之一，条件虽好但离他要办事的地方很远。

　　“现在不管在哪个区，我都能找到很满意的酒店。”杨烈国还提到，当年不会说普通话的他，在上海简直寸步难行。现在则不用太担心——不是他学会了普通话，而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政府官员，都能用英语跟他交流。

　　“我很幸运，见证了上海走向国际大都市的每一点变化。”身为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主席的杨烈国，也是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下称“咨询会议”)的成员。他清楚地记得，1994年第一次参加的咨询会议，一共有3天主题会议时间，而今年的会议浓缩到一天，实际内容却并没有减少，“这也是政府效率在提高的表现。”

　　从1989年第一届到今年第18届，伴随咨询会议脚步的正是上海18年的沧桑巨变。在这一过程中，见证者不仅有杨烈国，还有莫里斯·格林伯格、瓦格纳、魏思乐等众多响当当的商界大腕。

　　18年议题变迁

　　莫里斯·格林伯格，首任咨询会议主席，这次作为美国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参会。他不厌其烦地对记者说，咨询会议是一个颇具远见的创新举措。

　　1989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决定创建咨询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其宗旨是向市长提供有助于提高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加速上海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信息与建议。

　　据上海浦东史料征集办公室的资料，当时，朱镕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

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邀请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1990年，许多原定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性会议因故取消或推迟，但首次咨询会议仍在当年3月16日顺利举行。当年10月，上海还召开了国际金融研讨会，这正是在诸多咨询会议成员建议的基础上举行的。

　　杨烈国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5年，上海进入一个快速建设时期，其间新型建筑层出不穷，他隔月来上海，都能发现显著的变化。1995～2000年，上海更多地思考如何发展成为一个中心城市，更加注重形象，这段时间的最大变化是，“服务态度明显好了很多。”杨烈国笑言。

　　让杨烈国印象更深刻的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上海也更加以一种国际性的眼光来看待自身的发展，“城里的英文指示多了，我身边跟我一样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

　　上海的变化，从历年咨询会议的主题上也可以看出。

　　1995年以前的会议,主题多聚焦在“如何创立中小企业”、 “电信”和“

航空运输”、 “城市规划建设”等具体问题上；之后一段时间，“重谈上海如何成为金融中心”、 “上海如何成为国际商贸中心”、 “如何面向21世纪”成为重点；2000年以后，更多国际议题如“上海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如何办好一届成功的世博会”、“如何提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等，被提上了“市长咨询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年的议题里，“金融中心”出现的频率即多达4次。

　　行走于创新之路

　　在咨询会议举办的过程中，一大批跨国企业先后进入上海，对上海乃至全国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咨询会议创办初期，多数成员尚未在上海投资，而到第15届时，咨询会议的37个成员中，除1个政府官员外，其余36人所在企业都在上海有投资。

　　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而言，上海便是一个可以暂时忘却烦恼而保有欢乐的城市。连续担任了两届会议副主席，又担任了两届主席的他，早已是上海市政府的“常客”。他表示，当通用汽车在北美市场深陷困境时，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业务却一直很好，“中国已经成为我们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作为2002、2003年两届咨询会议主席的瑞士诺华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思乐也告诉记者，诺华对上海的信心正与日俱增。就在不久前，诺华投资9000万美元建立了新的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该公司即将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正式落户。

　　另一位与格林伯格拥有同样参会资历的“元老”——日本野村控股集团董事长氏家纯一，也在跟上海有关部门交流时表示希望有进一步的合作。

　　在格林伯格眼中，上海已经为企业营造成功发展的环境作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上海的交通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产业也已经从以低端制造业为主转型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

　　然而魏思乐也提出，上海过去的经济成就，主要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良好的资本获取渠道和宽松的经济条件。这些因素使得上海成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尽管目前上海的商业环境活力非凡，但上海还不是世界级的城市。

　　他举例称，目前上海人口中的外国人比例不足1%，有很多机会让上海改善人才基地的多样性。因此，上海应一边在国内和全世界吸引人才，一边用创新推动价值创造。

　　格林伯格说，上海正走在创建世界创新中心的道路上，许多基础工作已经就绪。他建议，上海还必须加强大学、研究机构跟企业的合作，从而争取更多的创新成果。

　　杨烈国也认为，在新加坡的创新经济发展中，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整合，打造人力资源、知识资本和工业资本三者间的集群效应。“新加坡能做到的，上海也一定都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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