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小额信贷中国启示

　　本报记者 徐超 邬静娜

　　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一手创建的“乡村银行”正改变着孟加拉国乡村的状况。

　　尤努斯的实践犹如一阵“旋风”，急速掠过看似“波澜不惊”的中国小额信贷市场。

　　中国的土壤能否让“尤努斯种子”生根发芽？中国十多年的小额信贷之路，到了需要总结的时候。

　　一线调查 “乡村金融帝国”孟加拉诞生记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米尔普路。陈旧的巴士和卡车过往这里，伴随着嘈杂的喇叭声。车辆排出的浓黑尾气逐渐蔓延到路边的人力车和牛车周围。

　　这条马路的一边，是一排高砖墙围起的4座小楼，其中一座紧挨着露天热带花园。许多个下雨的下午，这座楼的柜台会计们可以听到窗外雨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

　　这里，就是孟加拉国格拉明银行(又名乡村银行)的总部。银行的创始人，正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

　　已经有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人拜访过这里。他们带着录音设备和笔记本，希望能从这里学到一些东西。而每当他们进入大门，他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座银行总部里面居然没有前台接待、没有地毯、没有电梯，甚至连电话机也少得可怜。尽管天气炎热，许多办公室内只配备了吊扇，唯一配有空调设备的是位于5层的一间计算机室。办公室里没有太多现代设备，满眼看去多是手动打字机和一摞摞的记账本。

　　就是在这里，银行的经理们监督着无数笔小额贷款业务，并且准备着每一份业绩报告。他们经常用一张图纸来展示银行的发展：就像滑雪爱好者们钟爱的雪山一样，当处在山脚下的准备阶段时，业绩缓慢发展，然后，那条线便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陡峭角度迅速冲向天空。

　　30年来，尤努斯创办的格拉明银行先后在孟加拉设立了1000多家信用社，为200多万社会最贫穷人口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无担保贷款，其中97%是妇女。在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同时，格拉明银行还保持着良好的经营业绩，还款率始终维持在97%以上，这一数字让许多世界知名银行都为之赞叹。

　　相比于国际社会动辄援助上亿美元资金、却很难帮助孟加拉国减缓贫困状况的现实，曾经被人称作“光脚银行”的格拉明银行，在金融界乃至消除贫困领域，创造出了一个神话。

　　起步：融入农村 捕捉症结

　　生于1940年的尤努斯年轻时期就在美国读书，受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尤努斯产生了由年轻人来改变自己国家现状的想法。在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尤努斯1972年回到刚刚独立的孟加拉国教书。

　　真正让尤努斯产生开办小额贷款银行想法的，是他1976年与一位农村妇女的偶遇。一天下午，尤努斯在大学周围的一个乡村实地研究，遇到了编制竹凳的妇女苏菲亚。苏菲亚的丈夫已经去世，自己一人靠卖竹凳维持生计。尽管自己辛苦劳动，每天却只有两美分的收入。

　　尤努斯问她，每天赚到的钱怎么这么少。苏菲亚回答说，自己编制竹凳需要借钱，而这个村里唯一肯借给她钱的只有竹凳的买家。由于只能从这个人手里借钱，他就把竹凳的成交价压得相当低，几乎和成本持平。

　　尤努斯的直觉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来捐助苏菲亚，但他没有这么做。回到大学后，尤努斯让学生帮助调查那个村庄。最后发现，那里需要通过借钱维持自主经营的人有42人，而这些人需要的资金加起来只有区区26美元。

　　尤努斯回忆说，自己把26美元分发给了那些村民，并为他们设计了等额多次还款方案。不久后，他又感到不太满意：“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不可能每次都找到自己，那么这些村民应该去哪里获得贷款呢？”带着这个疑问，尤努斯去了一家当地银行。

　　“银行经理对着我哈哈大笑，”尤努斯说，“他说，这些村民需要借贷的资金还不够银行装订文件的成本。”

　　这位经理解释说，这些村民基本上都是文盲，他们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做抵押，因此没有银行愿意向他们提供贷款。

　　“我感到非常羞耻，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它居然不能向42个有能力、有技术、想靠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人提供26美元。”尤努斯说。

　　在学生的协助下，尤努斯同年创办了第一家格拉明银行。也许是意识到孟加拉国传统信用合作社面临的窘境，尤努斯在创办银行之初就决定在三个问题上做得有所不同：一、发放的贷款必须偿还，并且准时；二、只有最贫穷的村民——没有土地——才可以前来贷款；三、贷款主要面向农村妇女，因为她们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条件上都面临相当困难的境地。

　　运营：不靠担保 只靠信任

　　对于孟加拉国普通商业银行来说，提供小额贷款往往是一个不愿涉足、也不屑于涉足的领域。

　　首先，运作成本高昂。需要小额贷款的往往是来自不同领域的村民，他们的经营项目五花八门：大米、纱布、雪糕棒、铜器、收音机修理、加工芥子油、种植菠萝蜜等等。而每人每个项目的贷款只有几十美元、甚至几美元，这就给银行工作人员带来了一个噩梦般的场景：跟踪数以百计不同的经营项目，为每个项目区区几十美元贷款做备案统计，银行本身为此付出的运营成本也大大提高。举例来说，同样是提供一笔100万美元的贷款，把它借给几个人和借给几万个人做比较的话，银行在前者的成本要低很多。

　　其次，偿还风险过大。提供贷款，银行往往需要担保，以降低贷款者不能还款带来的风险，而这一点正是那些穷人所欠缺的。没有担保，银行担心他们在获得贷款后不会如期偿还，因此总是对这一人群关紧大门。

　　那么，尤努斯又是如何运作、摆脱这两大问题困扰的呢？《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戴维·伯恩斯坦为尤努斯总结出了两个词：“信任”和“相互负责”。

　　为了争取到格拉明银行的小额贷款，村民必须提前做一件事，那就是证明自己的家产还达不到银行提供贷款的最低担保额度，这样就保证了贷款发放到了那些最穷、最希望改善生活的人群手中。

　　如果格拉明银行向这些贫困妇女发放了贷款，她们需要做的不是拿东西抵押在银行，而是加入一个由5名贷款妇女组成的小组和一个40人组成的贷款成员中心。由于一笔几十美元的一年期贷款往往以等额方式分作每周偿还，这些贷款者必须每星期参加一次小组会议，互相通报以及商谈贷款偿还事宜。最关键的是，每个小组成员必须对其他4名成员的还贷情况负责。

　　这时，监督还款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银行与贷款者之间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现在已经被贷款小组成员的相互监督、相互负责所取代；银行与分散贷款者的关系也变成了银行与小规模集体的关系。

　　一方面，银行和小组之间是“信任”关系，只要小组每个成员都按时还款，他们可以获得向银行不断贷款的权利；但如果一人违约，小组其他成员也会因此而“信誉”受损。

　　另一方面，小组成员之间是“相互负责”关系。由于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每个人在挑选贷款小组的伙伴时总会格外谨慎，信用不佳者往往没有人搭理。这样，银行原来不得不付出的监督和资质审查成本就被转移到了贷款者的身上，运营成本自然随之降低。

　　发展：普惠村民 快速扩张

　　“有人说，信用只是少数富人的特权。这种荒诞的说法应该破除。”尤努斯说，“你看看这些微不足道的村庄，还有这些微不足道的村民，他们非常有能力，又非常聪明。你只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生活。”

　　到1983年，格拉明银行已经发展成拥有86家分支、5.8万贷款者的独立银行。渐渐地，国际社会的援助者们开始真正关注起尤努斯小额贷款给穷人带来的变化。1984年至1985间，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福特基金、挪威和瑞典政府共向格拉明银行提供了3800万美元低息贷款；1989年，加拿大和德国政府也加入援助行列，提供了8700万美元。

　　与此同时，格拉明银行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到1988年，格拉明银行已拥有501家分支和49万农村客户；4年后，格拉明开设了孟加拉国第1000家分支；此后三年，银行每月向村民提供的贷款数额达到4000万美元。用一位银行经理的话说，格拉明银行的发展速度正“从一倍声速迈向二倍声速”。

　　尤努斯发放的10多亿美元贷款(非援助款)让贫困村民在小额信贷的支持下自己改变了生活。数百万村民从每天只能吃一两顿饭发展到一天三顿饭；他们的衣服也从一人一两套改善为三四套。

　　对于贷款主要针对妇女的想法，尤努斯解释说：“当一个妇女能带来收入时，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她们的孩子。”

　　维持：靠自身盈利 而非外来援助

　　尤努斯所推崇的，不是永远依靠政府或者外来援助维持生存的银行，也不是无条件地给贫困村民“施舍”的慈善机构，而是以完全市场化手段自力更生的企业。

　　比如，格拉明银行提供小额贷款的利率比普通商业银行的利率要高出4个百分点；即使遭受洪水或者龙卷风等灾难，银行也不会免去村民的贷款，而只是帮他们重组还贷方案；在向村民提供服务时，银行从来不提供无偿服务，即使是帮助他们批发蔬菜种子、碘化盐等生活必备品；虽然曾接受数千万美元的捐助或者低息贷款，格拉明银行仍然属于私人企业。

　　正因为这样，格拉明银行不仅没有像其他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银行一样亏损，反而保持经营收入连年增长。从1992年到1994年，格拉明银行收入从1900万美元增长到5000万美元。

　　此后，尤努斯开始更加坚定地走市场化道路：拒绝低息的国际援助款，转而通过利率更高的债券吸取资本金。尽管高利率带来了高成本，格拉明银行仍然保持盈利。

　　除此以外，银行还开始采取一系列节省开支的做法，包括支付补偿金鼓励年长员工提前退休、在有电力供应地区的分支银行普及计算机等。而如果贷款者长期信用良好，银行则可以提高贷款额度，偿还方式也可以从每周偿还改为双周偿还。这样，在不影响贷款利润的情况下，银行的运营成本可以下降1/3。

　　透视 “龙水头实验”凸现中国难题

　　3个兼职农民，500元启动资金。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以下简称龙水头基金)的实践是全国300多个民间小额信贷机构的写照。

　　龙水头是吕梁山深处的偏僻山村，这里每人每周只有3公斤水，是个严重缺水的贫困地区。就在这里，全国第一个纯民间的小额信贷试点走过了13个年头，如今的资金规模达到了130万元，试点规模也扩大到了3个村。

　　1993年试点启动时，龙水头村45户人家几乎住的都是土窑洞，全村仅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如今生活有所改善了，人们归功于龙水头基金。

　　授人以渔

　　茅于轼是龙水头基金发起人之一，茅的初衷就在于用经济学的办法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这位40岁以后才投身微观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1992年因为一笔希望工程捐款，和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结缘。不久，接受资助的学生给茅写了一封信，从中茅得知还有比这个孩子更困难的学生也在等待资助。

　　要改变状况，还得另想办法。彼时，茅正好到马里拉亚洲开发银行开会，碰到了经济学家汤敏。他们一起设计，于是有了建立一个小额贷款基金这样的念头。1993年9月间，茅拿出了500元，加上其他人的1000元，中国第一个纯民间的小额信贷试点踏上了实践之路。

　　龙水头模式

　　龙水头基金分为扶贫基金和付息基金两种。前者不收利息，主要用于治病，可贷款1年。求学也可以申请贷款，1年内不收利息，若1年后不能归还，则按照月息0.5%收息，半年一收；后者主要用于生产，例如买农药、出门打工、经商等，可贷6个月，每月付1%的利息。龙水头基金的贷款，在同等条件下妇女们有优先权。“1%的月息是利率最高的那几年定下的。”茅于轼说，即使是通货膨胀达到25%的时候这个利息也没有变化。另外一点，取1是为了方便计算，容易操作。

　　龙水头基金在当地交由三人负责，主要负责人是雒玉鳌。高中学历的他在当地算得上是文化人。村民的借款手续很简单，只要管理小组两人以上同意，村民写张借条就可以借钱。治病借款必须出示医院证明，上学贷款者必须由管理人员至少两年调查核实后方可借款。每笔借款不得超过4000元，如果超过，借款户必须写申请，经茅于轼批准。

　　为了保证贷款的返还，管理小组对每一笔借款都提前半个月进行追索。雒玉鳌说，在他经手管理的10多年间，也曾碰见过到期还不上钱的情况。“但他们并不是不想还，而是一时周转不开。”

　　身份之惑

　　1998年，龙水头邻村的一位青年因为母亲生病向基金寻求帮助。但他没能从基金得到贷款。无钱救治的老人不久后就辞世了。这位青年因此向茅于轼写了封信。基于此，茅于轼意识到此前靠自己投入的资金根本是“杯水车薪”。1998年5月，他开始从朋友处付息借钱，然后贷给农村。

　　在龙水头基金成立五六年后，茅于轼开始考虑基金的身份。当时光彩集团签署了一份5万元的投资捐助协议，但如果没有合法身份，这笔钱就无法进入基金发挥作用，就等于放弃了这笔钱。尽管雒玉鳌四处奔波，尽管当地领导也都很帮忙，但最后的答案仍然是“不符合有关规定，基金无法注册”。

　　2000年这个基金终于挂在了“龙水头扶贫协会”的牌子下。尽管如此，有同样境遇的易县项目的指导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说：“严格说来，小额信贷组织的存在仍然没有法律基础。”

　　去年10月政府批准了4省市的7家小额贷款公司，目的是尝试放行民间信贷组织。但截至目前，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地位的确定、是否可以吸储以及放款利率等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民间小额信贷组织则希望在这7家试点机构之后，它们也能取得相应的合法地位。

　　尽管在2001年龙水头村已经开始使用龙水头基金的牌子，但“现在他们仍然不让我们挂牌”。雒玉鳌说，去年地方民政局的同志说，根据2004年颁布的《基金法》，龙水头基金目前130万元的规模达不到注册要求，不符合基金的要求，他们不承认。雒玉鳌说茅于轼正在北京奔波，“希望国家能够放开政策，让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发展下去。”

　　持续发展难题

　　监管框架不明朗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额信贷组织的每一步都可能触碰高压线。虽然是国内小额信贷的典型，但茅于轼说，如果按照法律，我们都是非法金融组织，我有可能被抓进去坐牢。

　　2002年开始在当地吸收存款，龙水头基金规模一下子扩大了4倍。龙水头基金现在总额为130万元，其中30多万元是茅于轼的捐款，另外近40万元是茅于轼向亲戚朋友借的款；而其他60万元则是当地老百姓存的钱。茅于轼说“这个基金要运行下去，吸收农民的钱是必不可少的”。

　　付息基金的出资人以最少1年为限，可以在任何时候抽回资金，但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数目大的提前半年通知。龙水头基金每年要付给这些出资人6%的年息，付利息时扣除所得利息总额20%的个人所得税。但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中，没有人收回钱，不仅本金不断增加，所有的利息也都滚进了基金。最近几年，茅于轼开始下调这种付息资金的利息，从最初的6%到后来的4%，最后下调到3%。但让他惊讶的是，当地农民仍然愿意把钱存在这个持续了13年的小额信贷组织。

　　2002年龙水头基金开始向农民吸收存款时，中国人民银行临县支行就下发文件，宣布该基金为“违法集资”，将予以取缔。茅于轼本人也被扣上了“乱集资、乱办金融业务，擅自设立基金会”的帽子。央行在1999年的相关批件里指出，一切个人或单位未经批准经营小额信贷都属非法。

　　管理之忧

　　13年前，因为觉得雒玉鳌信得过，茅于轼把最初的1500元交给他来管理。

　　“1993年到1998年，基本上都是我和茅先生在合作做这个事情。”雒玉鳌把实际操作中碰到的问题写信告诉茅于轼，茅再写信告诉他解决办法。为了防止内部管理风险，基金的管理办法以及使用情况每季度都要向全体村民张榜公布；每季度雒玉鳌还要向茅提出基金的使用报告，内容包括借钱用于什么，利息收支情况等内容。同时，基金章程也明确指出基金管理人员不得挪用基金，不得收受借款人的馈赠。

　　茅于轼也说，他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雒玉鳌这个人，因此外界说龙水头的经验没有推广意义，因为龙水头在过去发展过程中若离了雒玉鳌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

　　雒玉鳌说，小额信贷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般都缺乏金融业务知识，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也较低。已经取得成功的孟加拉模式，多少得益于最初的工作人员都是尤努斯的学生，他们多是义务参与到项目中来。

　　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杜晓山认为，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以及有效的内部约束激励机制，也是小额信贷成功率低的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 邬静娜采写

　　背景

　　中国小额信贷之路

　　小额贷款被称为贫困杀手。从1990年开始，中国就实行“拿来主义”的原则，引入小额贷款的孟加拉模式。

　　由杜晓山和茅于轼的试验为开端，开始了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初期发展阶段，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96年10月。在这个阶段，小额信贷试点主要是通过项目制来开展活动，资金主要依靠国际捐助和软贷款，基本上没有政府资金的介入。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们都在重点探索孟加拉小额信贷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

　　1996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要把解决贫困户的温饱问题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因此政府从资金、人力和组织等方面积极推动小额信贷。1998年开始，全国掀起了小额信贷试点热。

　　2000年之后则是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开始全面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活动。农村信用社成为小额信贷的主力军。

　　访谈

　　小额信贷向农村放开没有太大的风险

　　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孙大午

　　《中国经营报》：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国内已经有很多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贷款服务，但限制也很多，发展也很慢。你觉得为什么这些机构发展不起来？

　　孙大午：很多小额贷款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只贷不存”肯定做不大。“只贷不存”不是真正的金融，是一种限制和管制。这些机构做不大、发展不起来，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没有相关的有利于小额信贷发展的法规和政策配套措施出台。我们的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仍有很多法规制约和体制限制。现在，县以下的各级金融机构都撤走了，我们也贷不到什么钱，只能民间私下拆借。如果政策上给予足够的金融创新空间，民间的智慧会有很大的发挥。

　　《中国经营报》：金融监管部门更多的担心是，现阶段放开小额信贷机构吸纳社会存款有一定的风险。你认为这种风险大吗？

　　孙大午：我认为打击非法集资、防范金融风险是对的，但是不能因为有风险就把民间的小额贷款管死了，这就有点因噎废食。我认为现在小额信贷向农村放开应该没有太大的风险。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低头不见抬头见，借贷风险农民自己能承担。

　　以我的经验看，在农村约95%的企业或者个人都有借贷行为，而且这种借贷的特点之一是“好借好还”，村民还款的信用还是比较好；还有一个特点是“好借好用”，借了钱干什么很明确，比如养猪、种植等等，就像当初我向职工和群众借钱。我从来没有失信，借了钱我办学校大家看得一清二楚，并没有挥霍浪费。

　　“好借好用”、“好借好还”在我们这里比较普遍，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我在农村看到的借贷纠纷越来越少，真正形成风险、造成混乱的是少数。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孟加拉的小额贷款模式能不能复制到中国？

　　孙大午：民间借贷到现在都没有合法的空间，如果能开放农村的小额信贷和其他民间借贷行为，农村经济会有很大发展和作为。我觉得民间的借贷机构应该是土生土长才有活力，不是草根金融发展起来的恐怕信用没有根基。

　　本报记者 朱紫云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