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新时代

　　本报评论员 王海明 葛耘娜 主持

　　11月3日-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3届部长级会议召开，来自非洲的48个国家首脑云集北京，共商未来发展大计，成为中非关系发展史上的一次盛事。

　　自双方开启外交关系50年来，国际格局风云变幻，中非友谊不仅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而且越发醇厚。今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中国对非政策的总体原则和目标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相互学习，共谋发展。“友谊、和平、合作、发展”也成为本次北京峰会的主题词。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威胁论”和所谓“新殖民主义”真实意图。中非友谊触动了谁的神经？

　　近期，本报特别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副主任姚桂梅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保平，针对中非关系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08期。

　　中非战略伙伴＝“全天候朋友”

　　《21世纪》：中非从冷战时期的“难兄难弟”到今天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非50年中的发展角度观察，如何理解双方战略关系的转变？

　　贺文萍：中非关系的转变与双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紧密联系。1950年代，中非关系是单向的政治友好，1980年代之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非洲也开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就为中非关系注入了经济发展的内涵。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之后，双方把关系定位于新型战略伙伴，于是内涵进一步丰富，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层面，还增加了文化内涵、安全领域合作，以及在人文、科学、教育、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呈现出立体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关系，而且不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外交，拓展到社会各界的互动。

　　姚桂梅：“难兄难弟”关系的确是过去的时代特征，当时非洲国家刚刚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我们也是建国初期，还没有完全进入国际舞台，中非需要互相支持。非洲获得了政治解放，但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独立，现在正在经历经济独立，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政治地位从1990年代中期起也越来越重要。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所以，转变为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实际上，非洲的政治改革走在经济改革前面，它在1980年代末期就开始民主化改革了，慢慢又推动了一些经济改革。这几年非洲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有相应的地位，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滞后很难使其真正独立于世界之中。

　　李保平：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但对非洲承担了很重的国际主义义务。非洲朋友也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等问题上鼎力相助。那个时期的中非关系的确是以“穷帮穷”的方式进行的。如今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大大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仍然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并以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己任，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在制订国际规则问题上，中国努力维护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变“置身事外”的做法，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热点的维和行动。在重大国家问题上，中国要同非洲协调立场，加强沟通与合作。而非洲国家也力图扭转被边缘化的趋势，积极加快一体化进程，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对中国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分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希望中国加强对非投资，也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建立中非“全方位合作”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设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中非合作论坛发展为固定的集体对话机制，为双方良好关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21世纪》：与中国和西方国家、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拉美等战略伙伴关系相比，中非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有什么不同？

　　贺文萍：中非战略伙伴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中国在与非洲各国发展关系的半个世纪以来，总体上关系非常稳定，是“全天候的朋友”。并且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交流层次、水平越来越高，从互访增加到建立机构性的战略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又发展到现在的峰会。第二，虽然中非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是双方在国际问题处理以及双方关系发展等方面的立场有很强的一致性。在反对单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关注发展问题，以及在反恐和推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中，双方观点几乎都是一致的。另外，中国与非洲国家也不存在历史上的冲突和纠纷。双方长期的友好关系是中国的老一辈领导人和非洲的许多开国元首缔造的。当时，中国支持非洲反帝、反殖、反霸，并提供大量的道义以及物质援助，甚至军事援助，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争取独立，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因此，中非关系具有坚实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享受到那个时代中非友好的果实。

　　中非经济互补互惠

　　《21世纪》：目前中国以企业为主力军进入非洲，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出现了劳资冲突、矿难等事件。中国对非关系发展中有哪些经验、教训？相比过去政治主导的关系，如何评价目前的经济关系？这是否是过去政治关系的延续？

　　李保平：中非经贸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最初的形式是中国单方面向非洲提供无偿援助。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经济政策作出较大调整，提出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将互利合作与发展援助相结合。近一二十年，尽管发展援助在中非经贸关系仍然占据突出分量，但随着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尤其是民营工商业主赴非洲创业，市场力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简单地否定以往的援助政策则失之轻率。当年中国援非项目中的最大项目——坦赞铁路，受到非洲人民的称誉，它一方面增进了当地人民的福祉，另一方面，也潜在地增进了中国的经济利益。最近在一单金额为83亿美元的尼日利亚铁路改造项目竞标中，中国中土集团公司一举成功；之所以成功，离不开中国人援建坦赞铁路给非洲人民留下的良好形象。可以说，坦赞铁路是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立下的最大最靓丽的巨幅广告牌。这与你所说的目前经济关系“是过去政治关系的延续”是相吻合的。

　　当然，关于一些负面情况，比如在国内出现牺牲劳工利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情况的同时，在国外也出现类似情况，这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一方面，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要自律，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正确引导、协调，以及予以强有力的干预。

　　姚桂梅：从中非关系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最早的中非经贸合作是为中国外交和政治服务,主要是向非洲提供一些援助。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非关系进入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中非关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并重，经济关系强调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合作领域逐步向全方位拓展，合作形式多样。进入21世纪后，在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大主题下，经济外交变得更加重要。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对非交往的主力军。这几年，许多中国企业对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企业不仅获得了经济效益，还为当地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比如帮助当地修建医院，建设其他基础设施，改善了生活环境，还吸纳了当地的一些劳动力。

　　不过，目前到非洲去投资的企业已经开始呈现多元化格局，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民营和个体企业。尤其是中国到非洲投资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劳资冲突、中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等问题。另外，中国到非洲承包工程时，非洲国家往往急于在短期内建成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工程，那里又普遍缺乏技能熟练的劳动力，所以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中国企业自带劳工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今后中国企业还是应尽量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当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另外，有的国家已经存在相关规定，比如在当地注册一家企业，要达到一定规模，同时必须在当地招50个人。

　　为此，中国政府目前也在为当地人进行一些人力资源培训。而且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也会加大对非洲人才的培养的力度。目前，主要是中国政府部门承担人力资源培训，但是未来企业要在非洲站稳脚跟，形成跨国经营后，应该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力军。

　　中国政府历来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对非投资规模会加大，领域也会更宽。中非经贸交往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各国经济交往的共性问题，在交往、磨合中，会逐渐找到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法，形成最佳利益结合点。最近几年，为了使中非经贸合作朝着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开始更多的从非洲国家的角度出发，处理中非经贸交往中出现的问题，目的是使非洲摆脱贫困，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做真正的“全天候朋友”。

　　贺文萍：当然，中国在非洲的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此才能顺利扎根。首先，良好的政治关系为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第二，双方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这使合作具有了可能性。第三，中国在与非洲国家交往中，将对方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中国的任何援助和经济合作都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与对方平等协商而决定的。第四，非洲国家现在的投资环境在趋于好转，金融市场也开始开放，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开展双边合作。另外，中国公司敢于承担风险大、时间长、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项目，比如修桥、架路、到沼泽地带开发石油。因此，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经验之一。

　　当然，在近几年，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太熟悉。中国企业本身也在成长的过程中，走出去的经验不足，有的前期调查做得不充分，于是产生了一些纠纷。而非洲当地的一些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工会在劳资谈判、维权等方面的能量非常大，因此，企业要去充分了解国情，包括各种政治势力、工会组织，处理好劳资关系，同时在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和工人工资方面要与非洲当地的情况相配合，避免不好的企业行为。第二，在开发非洲资源的过程中要注意环境保护，同时注意解决当地的民生问题，诸如社会福利、帮助解决就业、修建学校和医院等，将注重经济效益与提高社会效益相结合，获得好的口碑。毕竟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也代表了中国的形象。第三，在开展贸易的过程中，个别不法商贩可能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销往非洲，败坏了中国产品和中国商人的形象。第四，中国企业之间团结意识不强，有时在竞标中进行价格打压，这就需要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

　　《21世纪》：一方面，中国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债务，据报道，中国又即将部分减免借给39个非洲国家的100亿美元债务，另一方面，西方指责中国向非洲不负责任地发放贷款，使西方向非洲减免的债务转化成了非洲付给中国贷款的利息。如何分析中国在债务问题上的做法？

　　姚桂梅：非洲国家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而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承诺的援助具有“口惠而实不至”的特征，承诺的援助往往不能及时到位，不能全部兑现。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往往利用一些非优惠商业性贷款来弥补资金缺口。根据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经验，近年来中国给非洲一些大型基础设施投入了许多融资。中国帮助莫桑比克、加纳、埃塞俄比亚修大坝，帮尼日利亚修铁路，帮安哥拉修建公路、桥梁等等基础设施，这些都是直接使非洲人民获益的“民生”项目。

　　西方在贷款问题上攻击中国，恰恰说明了双方不同的认识。中国往往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把资金用在能够让非洲百姓受益的地方，使他们生活得到改善，最终摆脱贫困。而中国并不是非洲的主要债权国，中国也在持续减免非洲的债务，此次中非合作论坛还会有所减免。

　　贺文萍：的确如此，非洲3800多亿美元的债务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在第一次合作论坛时，中国就宣布对非洲减免109亿人民币的债务，并且提前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国给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另外，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大多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本身就有利于非洲国家社会发展和人民福利，所以并不像西方所指责的那样——中国向非洲贷款不利于那里的人权改善。其实，却是西方国家本身也没有做到减免，而且经常不落实。西方国家指责中国让非洲有了更多的债务负担是不合逻辑的，因为非洲国家缺乏资金，如果没有贷款，很多项目无法展开，非洲的发展将更成问题。

　　中非关系触动了谁的利益？

　　《21世纪》：开发非洲市场、购买原材料、能源合作是中国对非经济战略的重要部分，在这三个方面中国面临哪些问题？如何评价西方就此导向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新殖民主义”？中非关系触动了谁的利益？

　　李保平：中非经贸关系在以上几个方面发展很快，这与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这些交往是在透明的、互利的、合乎国际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市场经济导向的正常经济活动。并且，双方的经贸关系也不存在排他性、歧视性的安排。中国既不会像老殖民主义者即欧洲列强那样侵夺非洲资源，也没有像后起美国曾做过的那样利用情报部门秘密介入甚至策动军事政变，扶植亲美政权。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援助不附加条件，不谋求特权，而是依靠市场规则进行互利合作，与殖民主义毫不相干。鼓吹“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在非洲没有市场，这些说法也必然不攻自破。

　　贺文萍：中国在非洲开展能源与资源合作首先有利于非洲国家，过去非洲国家只能跟西方的跨国石油公司合作，现在有了中国加入，非洲在市场中有了选择的余地，非洲能够更大程度上成为自己资源的主人。同时，中国参与非洲的能源开发并不是掠夺他们的资源，我们基本的方针和原则是互利合作，也是帮助非洲国家通过享有资源，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资源优势转变成能力发展的优势，中国跟苏丹的合作就是很好的证明。中国目前在非洲开采石油的规模和力度还非常小，从非洲进口的石油还不到美国从非洲进口的1／3。中非石油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始终是公开、透明和互利的。而且，中国在与非洲的能源合作方面，与西方石油公司掠夺式的开采有本质上的不同。

　　同时，中非贸易和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工业品为非洲人提供了买得起的商品，客观上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另外，得益于与中国贸易的大幅增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近年来取得了近6%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因此，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使非洲从中获益。关于“中国威胁”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不过是西方以一种过时的“零和”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和非洲关系的发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保护他们在非洲的既得利益，而不希望看到甚至想阻碍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

　　姚桂梅：当前，中国经济已从总有效供给不足转变为总有效需求不足，中国企业只有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供给过剩能力转移到包括非洲市场在内的国际市场，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才能继续发展壮大。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无疑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目前，非洲国家普遍存在资金、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希望中国增加对非投资和转让技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以投资带动非洲的出口和就业，提高当地产业的

竞争力。随着非洲政局日趋稳定和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非洲越来越成为中国理想的投资场所。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许多原材料和能源目前是结构性短缺，这些又在非洲都能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洲需要中国，中国更需要非洲，非洲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很重要。

　　因为中国在非洲进行贸易和投资是后来者，尤其在原材料、能源领域的投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这样就招致既得利益者的批评，或者说妒嫉。另外，在中非经贸交往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就借机将问题夸大，甚至恶意诽谤。当然，可以看到有些西方学者也认为：中美在非洲并非完全对抗，在农业、医药等领域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世界银行报告也认为：中非交往有利于非洲经济发展,中国是非洲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中非关系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不能否认美欧一些国家对此还存在冷战思维。

　　另外，非洲国家普遍实行多党民主制，而在野党往往会抓住中非合作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大造声势，恶意炒作，甚至无中生有地大肆攻击中国，这对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我认为，首先中国企业的行为要自觉规范，商会、行会要对企业有所约束，其次，中国也应该加强宣传，回击这些恶意攻击。

　　(实习记者陈超参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