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医改初现端倪

　　记者　王涛

　　11月1日晚8点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结束一场演讲后，中心副主任李玲的身边照例围了一群热心的听众。像往常一样，有关医改的提问占了很大一部分。医疗改革是目前中国社会生活最热的话题之一，而李玲正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她领导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提供的观点和结论已经成为新一轮医改的决策依据。

　　政府主导公共卫生

　　200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由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透露，医改小组比较青睐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这也正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一直倡导的政府主导公共卫生的模式。

　　李玲认为，政府直接提供医疗服务，可以集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医疗保障和监管功能于一体，政府能在制高点上全面规划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能够将政府的职能、医疗卫生的特点和公民的需求，有效统一起来，具有更强的目标与手段统一的优势，广泛合一的优势，以及信息共享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控制医疗费用。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以广覆盖、低成本为发展原则的全民基本健康保障体系。一个基本的框架是，全民基本健康保障体系由三级医疗机构提供，为了保证三级医疗体系的有效率的运转，使各级医院有转诊和控制费用的激励机制，应该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就是一级和二级以及三级医院垂直整合，建立医疗集团，三级医疗机构以公立的为主，符合条件的社会医疗机构，也可以纳入全民基本健康保障体系，接受相应的监管。

　　政府主导公共卫生的一个标志是，政府拨款用于全民基本健康保障计划。根据李玲的测算，建立全民基本健康保障体系，政府的财政支出每年为2690亿人民币左右，分别占我国财政支出的9%，占GDP的2%，占目前卫生总费用的30%，它接近或者低于同类国家水平。

　　一旦政府承担了公共卫生开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医院的收益如何保证。对此李玲曾表示，医院的经营绩效和是营利、还是非营利，是国有还是私有没有多大的相关性。营利性的医院利润变动率比较高，因为它随经济波动，经济好的时候病人多，经济不好的时候病人少，但是利润水平在非营利和营利医院差别不大。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很多与医疗相关的产业都是可以赚钱，不要把它们看成包袱。我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办医疗有它的难处，摊子大，包袱重。但是大国的优势是市场大，完全可以在规模经济上做文章。它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点。

　　引入竞争机制

　　在医疗资源市场化的体制下，政府把医院推给市场，把病人推给医院。虽然有民营医院，但是规模小，无力和国营医院竞争。再加上广大患者和医院相比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境地，只能按医院的要求照单给钱。于是国营医院处于上无监管下无竞争的状态，盈利欲望无限膨胀。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一大问题就在于公立机构的过分主导性。正是公立医院，一方面成为政府医疗卫生投入的吸金库，另一方面还以其强势地位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大展拳脚。

　　针对这个问题，李玲主张可以有计划地引进一批品牌医院，这样可以对综合性大医院形成竞争压力。同时这样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满足不同层次的健康需求。

　　方案设计　和而不同

　　李玲的整体医改方案建议包括几项新内容：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统筹体制改革；实行垂直的一体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资源；引进国外品牌医院以加大竞争压力；发展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在内的健康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等。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个设想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现行医疗体制下政出多门的弊病。李玲在《中国医疗体制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的报告中指出，医疗卫生涉及卫生、财政、社保、发改委、商务部、药品监督、食品监督等18个部门，单靠

卫生部一家，很难推动全方位的体制改革。虽然由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

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于9月成立，但在李玲提议之初，还是有专家对此表示质疑。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险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书生认为，李玲对中国医疗体制的把脉是准确的，但开出的药方太大。在现有部门设置的既定格局下，通过一个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综合部门来统筹医改全局，可操作性不大。

　　即便在研究中心内部，也有学者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有教授曾公开称对这套方案很失望。对于这些不同的意见，李玲笑着回答：“这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我们和而不同。”

　　由于身份特殊，李玲对有关医改方案具体进展的提问三缄其口，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正如她当初提议的那样，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类似于国家卫生委的专门机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负责各个部委之间分工合作，和医改关系最紧密的两个部门，发改委和财政部都是小组成员。更重要的是，政府主导全民医疗健康保障已经不再是学者间的共识，而变成了医改指导原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