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京城设擂：中国经济理想增长率到底几何

　　张喆

　　范剑平：在对速度没有什么担忧的情况下，中央提出宏观调控着力解决公共利益问题、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这个思路更正确

　　张立群：宏观调控应从抑制速度转向谋求改善经济增长环境和机制。明年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要再做更大力度的调整

　　陈兴动：改革开放前25年经济高速增长，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呢？把25年平均，代表这个期间的增长率是9.6%。根据增长理论，第二阶段增长率应该下降

　　魏加宁：地方项目增长速度基本上稳定，而中央项目的增长速度在迅速提速，而且第一次超过地方项目的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在调什么呢？实际上等于还是针对地方项目了

　　雷鼎鸣：中国现在的内需很大比例是放在投资方面，这需要慢慢调整。怎么调整呢？刚才有人提出中国的消费增长率开始比经济增长率高了。我觉得这是好的方向

　　巴曙松：汇率波动很小的时候，外汇储备增长基本上是线形增长。去年汇率波动变大后，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增长呈散点状态，这是比较好的趋势。若进一步推进汇率灵活，可能对改变被动购买外汇储备，赢得调控主动性有积极意义

　　尹艳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局长)：宏观问题也可能通过结构性的办法解决。现在是压投资，总量是投资过快，但压的不是总投资，是部门、行业的。依据在哪里？是合理性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所以经济增长合理与否与经济是否过热相比更重要

　　前三季度10.7%的GDP增长率再次引起关注，较二季度增速减慢，但房地产投资之热依然没有降下来，贸易顺差也没有降下来。这一速度究竟是快是慢？经济学界的争论已经超越了这个数字本身，由此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究竟需要怎样的增速？什么是决策者心目中“理想”增长？究竟是否存在一个先验的合理的GDP增速？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调应该关注什么？

　　10月22日，在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者们就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举行了一场研讨会。

　　1 中国需要怎样的“增长”？

　　范剑平：如果我们的宏观调控能够按照现在这样，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侧重解决跟老百姓有关的公共利益，速度能增长多高就增长多高，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

　　中国这一轮高速增长，可以更多解决像资源、环境等问题。“和谐社会”提出以后，就是要关注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更合理地分配，解决这些中长期的问题，使得经济增长惠及大多数人。所以，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还是处于平稳较快时期。

　　对今年的GDP增幅的预测是10.5%，对于明年的GDP增长我们做了一个情景分析，有60%的概率认为明年很可能增长速度在9.5%左右，30%的概率明年增长速度仍然保持10%，还有10%的概率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会大幅下滑，到8.5%的水平。物价水平和今年差不多，不足以成为令大家担心的问题。明年出口增长速度比今年下滑一点，进出口增长速度都在15%，因此贸易顺差不会明显减少，仍然较大。

　　我国货币流动性比较宽松的局面在2007年可能还会持续。只要货币宽松，银行信贷就不可能太紧，投资速度也不会下降得太多。受投资惯性和明年货币宽松条件的影响，预计明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是20%左右，比今年低不了多少。

　　在对速度没有什么担忧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央现在提出宏观调控着力解决公共利益问题、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这个思路更正确。

　　张立群：我感觉如果今年GDP增长10.5%的话，未来大概会保持在10%左右。主要的理由：第一，继续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应该说现在还存在，因素之一是消费，消费应该说是拉动这一轮经济增长源头性的因素。今年1~9月份，社会零售消费总额的增幅是13%，比去年同期提高2个多百分点；此外，住房、汽车的需求应该说现在还是很活跃的，这恰恰是现在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增长很重要的源头性因素。所以，消费会继续支持未来经济保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上，而不会大幅度回落。

　　第二个因素是出口，外部需求明年增长速度应该还会保持在20%左右，不会大幅度下降。今年虽然做了很多政策调整，但是对出口速度影响不会太大。在出口方面，有劳动力资源和加工贸易优势，在这两方面支持下，应该说明年的增长速度还会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

　　陈兴动：中国经济增长多少才算高？改革开放前25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那时候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呢？把25年平均，代表这个期间的增长率，是9.6%。根据增长理论来讲，第二阶段的增长率应该往下降。

　　尹艳林：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来看，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或者超过了潜在增长率的上限。所以把目前经济增长的运行状态定性为偏快应该说是合适的。

　　从经济的合理性的角度看，当前经济增长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是整个社会不可接受的。这涉及到经济增长的短期风险和长期可持续性的问题。

　　从短期风险来看，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太大问题。刚刚几位专家都讲了，没有带来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也还不存在太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除了“三过”问题(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货币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所以，政策调整力度似乎也不是太大。

　　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经济增长代价太大了，既有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过度破坏，污染加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分配失衡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些方面都是社会不可接受的。这样一种外部的负效应过大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合理的。

　　魏加宁：在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中央项目的增长速度一直在加速。2005年1到8月份是12.3%，今年1到8月份是29.4%，增幅为17.1%。而地方项目增长速度同期从2005年1到8月份的29.5%，下降到今年1到8月份的29.1%，地方项目增长速度基本上是稳定的，而中央项目的增长速度在迅速提速，而且第一次超过了地方项目的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在调什么呢？实际上等于还是针对地方项目了，如果见效也是地方项目在见效。

　　2 转型期宏观调控调什么？

　　张立群：在现行财税体制和中央政府体制的格局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仍然是很高的。明年要召开十七大，我觉得这种政治周期因素在明年还要考虑进来。由地方政府上项目推动的需求增长，特别是投资需求方面的增长，还需要受到重视，这对明年的增长也还会发挥推动作用。

　　但应该说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也要关注。今年确实采取了一些行政性的突发措施，比如针对内蒙古的项目和河南的项目，今年常务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重点研究了这两个项目，而且推出的行政处罚措施力度也比较大。这样的话，地方政府的发展在守规则方面将有更多的考虑，这对增长的加快应该说也有一定的约束。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在交织起作用。在这两个因素交织作用中，我觉得大幅度回落的可能不存在，大幅度反弹的可能也不存在。

　　所以对未来增长我是这样的观点，宏观调控应该从抑制速度转向谋求改善经济增长的环境和机制。在这个背景下，明年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要再做更大力度的调整。

　　魏加宁：我觉得要从“三落一稳”看宏观经济的有效性。统计局这次颁布的前三季度的数字，看起来很平淡，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三落一稳”说明今年以来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行政手段作为补充”的宏观调控终于取得初步的成效。今年宏观调控出台最多的政策是货币政策。如果它再不见效的话，肯定行政干预的呼声会非常强烈。

　　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区分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关系。两者肯定有联系，但毕竟是两个概念。还要区分宏观调控与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很多人提出把环保作为宏观调控，这听着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它犯了一个日程管理的错误。现在投资过热，我要把投资门槛提高，因此把环保作为一个标准，但宏观经济肯定是波动的，不可能老是过热，将来经济冷的时候，鼓励投资的时候怎么办？再把环保标准降下来吗？这样的话，实际上对环保是不利的。都跟着宏观调控跑的话，会出大问题。因此，宏观调控主要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央行和财政部为主。政府的职责是把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经济管理搞好。

　　尹艳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过热，很重要。与此同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或者改变增长的机制，努力降低经济增长的外部负效应，使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发展既要快更要好。今后一个时期，我想国家在这方面应该在“好”字上面会下更多工夫。刚才几位专家都提到了，包括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建设，这个“好”的核心应该是现在中央所提的建设节约型环境社会。

　　从当前看，分析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或者考察宏观调控实践，用经济增长的合理性与否，或者合理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概念也许比较有用。刚才范剑平已经提到，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不是简单的总量的指标问题，中国很多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解决宏观问题也可能通过结构性的办法解决。现在是压投资，总量是投资过快，但是压的不是总的投资，是部门的、行业的。依据在哪里？就是合理性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所以经济增长合理与否与经济是否过热相比是更重要的问题。

　　3 “产业升级”已经来临？

　　张立群：企业现在对竞争的环境适应性逐步在提高，自主增长的能力在进一步增强。今年出现的产能过剩的行业，例如钢材，钢材产量1~8月份增长21%，水泥也增长20%多，而且这些行业实现利润不低。比如水泥行业，今年1~8月份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40%以上，而且从生产能力来看，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生产能力利用上都在有所提高。所以，它们在这个行业退出的通道通畅得多。现在企业从微观能力来看，适应环境能力在提高。

　　陈兴动：我写了一个报告叫《中国产业升级》。我的看法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工业化。工业化整个过程分为四段，现在是在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从2001年开始了。这个阶段的增长是迅速的。产业的升级表现在产业链、技术层次、地区、自主化的升级这四个层次。依据这四个层次的升级，我们认为搞宏观的对中国经济做出了潜在增长率的低估。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会这么快？首先第一个是产业升级导致的。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消费汽车？消费汽车膨胀增长是2003年。从自行车消费到摩托车消费，再到汽车消费，这个等级变化带动整个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幅度上升。

　　我们还看到地区开始升级。我最近做了观察，1~8月份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9.1%，17个省的投资增长率高过平均水平，14个省的投资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最高增长率都是在中西部地区，排在前列的是吉林、安徽、河北、辽宁、内蒙、四川、陕西等。产业升级的价值链上升。过去25年是东部和中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现在轮到中西部地区增长了。从政治调整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应该让东部和西部一起升华。这在2004年、2005年，决定宏观调控的时候没有很好地考虑进去。

　　4 投资和消费

　　雷鼎鸣：中国现在的内需很大比例是放在投资方面，这需要慢慢调整。怎么调整呢？刚才有人提出中国的消费增长率开始比经济增长率高了。我觉得这是好的方向。因为调整消费不可能一天两天突然提高很多，只能慢慢提高。我觉得能够帮助避免将来经济出现比较大的失衡现象。

　　巴曙松：国际收支失衡，实际上和国内的投资储蓄失衡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通常讨论要扩大内需，减少国际收支顺差，通常把比较多的注意力放在消费上。实际上消费和投资都是内需，而且扩大消费往往是一个中期目标，实际上它占整个GDP的比重是下降的。消费的增长可能受一系列的因素，如储蓄倾向、消费倾向、社会保障的中期制度的影响，很难大起大落。

　　所以，所谓扩大内需最终还应表现在扩大投资上，因为消费的扩张是有限的。实际上宏观经济平衡就是投资、储蓄的平衡，投资率高低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问题。所以要把投资储蓄的平衡和贸易顺差联系起来。

　　5 人民币汇率问题

　　张立群：今年宏观调控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货币总量很大，因此还要控制需求。这个问题的来源是国际收支不平衡，而这个问题又是因为现在的汇率不是外汇供求均衡状态下的汇率。所以说人民币小幅度升值的态势应该保持下去，直到通过汇率来真正反映外汇供求均衡的关系。这个过程拉长一些，推动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利用外资的升级，实际上也是推动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调整。

　　巴曙松：从9月份的数据来看，投资占GDP比重在下降，但是外需的增长在上升，这可以从出口和贸易顺差数据看出来。大家看到，7、8、9月份汇率的弹性和

人民币升值的波动幅度在改善。对出口来说，实际有价汇率是很重要的。

　　最近我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储备汇率数据，测算了一下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从去年7月份汇改开始上升，到去年12月份达到高点，今年1到7、8月份实际上还是贬值的，到近期8、9月份波动大的时候，实际有效汇率才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实际有效汇率跟贸易出口的相关度远远大于人民币汇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年上半年汇率在升值，而贸易顺差还在升高，因为美元贬值的幅度超过我们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这个也给进一步扩大汇改，提供一个实际有效汇率的证明。

　　现在大家都知道，从流动性动机、安全性动机、投资性动机来说，外汇储备满足进口、外债偿还等都已经比较充足。但是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来看，保守地估算大概在2008年或者2009年，外汇储备达到1.5万亿美元应该没有问题，到2010年可能到2万亿美元。而且从现在来看，增长幅度还比较快。即使现在采取措施把增幅降下来，外汇储备的规模还在增长。就算把增幅降到零，也已经到了相当高的高度。

　　还是回到实际有效汇率的情况来看，在原来汇率波动很小的时候，外汇储备的增长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线形增长关系。去年开始，汇率波动大以后，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增长呈现散点状态，这是比较好的趋势。如果这时候进一步推进汇率灵活，扩大波动幅度，可能对于改变被动购买外汇储备，赢得调控的主动性有积极意义。

　　陈兴动：我想简单讲一下政策预期。现在利率水平的确很低，利率需要一个正常化的问题。宏观调控更多应当依赖于政策，而不依赖于行政手段，依赖于宏观的货币政策、经济政策。短期来看，中国提高利率的可能非常小，如果有三个理由去提高利率水平的话，通货膨胀作为基本理由现在基本上做不到；第二，对于外汇储备增长来说，外贸的盈余是不可改变的因素。从宏观政策研究的角度看，不要对它太过关注，更大的问题是应该解决外汇储备的投资结构，更多把它转到民间去。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占日本的进口的外汇资产只不过7%。当然，在这个阶段我们改起来比较困难。但是要逐渐改变这种状态。

　　我个人认为，汇率应该不会做太大变动，汇率如果要做大的变动，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可能都不是我们在桌面上能考虑出来的。所以，汇率应该作为最后的事情去解决。我们掌握不了未来的发展情况，它连锁的反应太多了。

　　(本报记者张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