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国威胁论：中国与欧盟的新舞步

　　本报评论员 王梓 葛耘娜 主持

　　10月24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伙伴关系与责任共进》(EU-China：Closer partners，growing responsibilities)，及其“姊妹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文件肯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也明确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加强市场改革和经济开放，声称“中国需要以行动展示，贸易是条双向道”。

　　的确，随着中欧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双方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伙伴”：中国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欧盟则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对欧盟贸易政策构成了所谓“最重大挑战”。我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9月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为1098.5亿美元，其中对欧盟顺差623.4亿美元。那么，这种大额顺差带来的挑战会否进一步引发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

　　近期，本报特别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赵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经济室主任王鹤，针对欧盟对华贸易新战略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07期。

　　中国成为“最重大挑战”？

　　《21世纪》：欧盟文件在承认中国地位日益重要、承认中欧经贸对双方都有利的前提下，也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是对欧盟贸易政策的最重大挑战”。按您的理解，这种重大挑战是否存在？

　　赵晋平：随着中国经贸地位的上升，作为经贸伙伴的重要性也在提高。因此，对欧洲而言，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取向愈发重要，同时这对欧盟也是一种挑战。

　　首先，过去欧盟把中国看成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更多的是通过赋予而不是获取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现在欧盟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很强，双方在经济方面已经处于同等的水平和地位，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其次，双边关系重要性提升后，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做出相应考虑和调整。第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欧盟作为一个关税同盟和地区集团，和中国的合作问题同时涉及其成员国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关系。新出台的这个文件距欧盟前一时期的对华文件仅仅是两三年时间，中国已经有了较大变化，诸如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等；同时欧盟又有十个新成员国加入。以这种复杂的多边关系和双边关系为背景，欧盟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的确面临挑战。

　　王鹤：所谓的挑战也和欧盟贸易政策最近有比较大的变动有关。今年10月初，欧盟出台了它的对外贸易政策文件，其中特别强调欧盟要改变过去被动地保护内部市场，而转向积极地要求贸易伙伴开放市场。这反映在对华的贸易文件中，就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更大地开放市场，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这将有利于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欧盟认为中国进入欧盟的产品多，而欧盟出口中国的产品少，所以对中国现在市场开放度不满意。

　　另外，最近反倾销增多，很大的原因来自欧盟东扩。原来欧盟15国中和我们产品在一个层次上竞争的只是南欧的几个国家，现在欧盟扩大到了中东欧，中国与中东欧的几个国家在同层次的竞争立刻加剧了。

　　应对欧盟“非一体化”贸易政策

　　《21世纪》：欧盟此次文件把重点放在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上，我们能否接受这种要求？欧盟会否由此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王鹤：欧盟迟迟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以外，其实与欧盟的贸易赤字有很大的关系，它担心如果给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中国的产品涌入欧洲市场的势头会更猛。

　　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被提出来，是符合其政策逻辑的。中国现在有许多企业还无法跟国际同行竞争，所以仍然要一些保护。但从长期发展战略来讲，融入世界，越往市场经济发展，越具有开放性。不过，无论经贸关系还是外交关系，都在讨价还价，在这个过程中，问题会逐步解开。

　　赵晋平：加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是共同的原则，事实上，中国也在向着扩大市场准入这个方向努力。中国非常认真地履行了入世的承诺。当然，欧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也是正常的。在一些需要双方充分的探讨和协商的问题中，中方的积极态度有目共睹。

　　不过，这不是简单的中方会不会答应欧盟的要求，而是需要通过对话消除分歧、推进一些具体领域开放的进程。至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主要责任在欧盟，中国一直强调自己具备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而且已经大约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体予以承认。欧盟内部有些成员国鉴于中国的产品与其本国的产品形成竞争，于是阻挠欧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如果以扩大市场准入作为欧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就会脱离客观标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欧盟早该承认的，应该与贸易政策的调整分开。

　　《21世纪》：今年夏天欧盟宣布它暂时不再扩大成员，而是致力于解决宪法问题，欧洲一体化又一次进入瓶颈期，这在它对外贸易政策一致性上会有什么反应？体现在中欧关系上，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一致性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

　　王鹤：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关税同盟建立的时间很早。与外交政策不同，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很早就从成员国转到欧盟委员会了。因此，这方面的决定权在欧盟委员会一级，而成员国没有权力单独制定对外的贸易政策。欧盟东扩之后，新成员国的意愿会在欧盟制定的政策中有所反映。原来我们面对的是中东欧的单个国家，有些问题可以绕开一两个国家，但是现在他们的意愿会影响到整个欧盟的政策。从这一点说，欧盟政策的一致性对我们不太有利。

　　对企业而言，不能像过去那样碰到欧洲的反倾销立案就转产，而是应该积极应对。应诉不一定就会失败，如果赢了，企业的地位也会更牢固。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帮助本国企业，提供必要信息等支持。

　　赵晋平：欧盟本身有决策一致性原则，但由于一体化进程加快，新成员不断增加，而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存在很大差异，利益取向也有所不同，于是影响了欧盟在对内、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效率，甚至影响到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所以欧盟选择暂时停止新的成员的加入，也正是为了能够提高一体化的质量。现在欧盟已经有25个成员，内部差异很大，欧盟停止新成员加入以后，关于政策一致性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差别。

　　欧盟针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可能更多反映了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的意愿，如果这种成员国不断增加的话，欧盟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

　　考虑到欧盟对外贸易有决策一致性的原则，中国要推动中欧双边关系的发展，首先，不但要重视和老成员国之间双边和多边的沟通，也需要加强和新成员国之间的对话。第二，中国应该对欧盟的一些积极愿望给予积极的肯定和回应。第三，有时欧盟从自身角度提出的一些问题值得中国注意，比如贸易逆差等问题。中国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能仅限于是否影响双方的关系的层面，而且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

　　“中国威胁论”经不起推敲

　　《21世纪》：对于中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西方国家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甚至指责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贸活动是“新殖民主义”。您认为中国的出口顺差是否造成对欧美的“中国威胁”？您如何分析所谓“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的实质？

　　赵晋平：首先，623.4亿美元不能说明欧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部分。因为中国同时对一些经济体持有巨额的逆差，比如对韩国有三四百亿美元逆差，对台湾地区、日本和东盟也是逆差。其次，中国也不希望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目前中国也在采取很多措施设法改变贸易失衡的状况。第三，贸易顺差很大一部分来自外国投资，这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第四，在中国的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占58%，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更多，获益的很大一部分是欧美的企业，这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进入市场，带来巨大的消费者剩余，也是该国家国民福利增长的一个因素。尽管贸易顺差在增加，但也是互利的。西方国家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此外，欧美在促进中国进口方面，也存在一些负面作用，如果他们取消一些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贸易失衡的状况。

　　中国威胁论和殖民主义是政治化的提法，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讨论贸易关系这个层次的概念。表面上，中国威胁论来自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实际上大多带有政治目的，有些人因为不了解而担心，有些则是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

　　单从世界经济发展看，一个新兴国家在上升，现有的格局会发生变化，可能有些经济体的利益份额会减少，即使它的总量没减少，也仍然会感到新兴国家的成长似乎是对本国的威胁，这点可以理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世界经济怎么会发展？把市场条件下的竞争理解为对自身威胁的话，就太狭隘了。

　　所谓新殖民主义是用政治方式来对待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对外投资，首先是由于自身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市场和资源的限制，需要通过对外投资通过市场方式扩大渠道，这无可厚非。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为了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这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任何投资都应该是双方互利共赢，不能理解为单方面获益。说中国对外投资就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王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和发达国家产生经济贸易方面的纠纷是常见的。我们在发展，如果没有做违反规则的事情，那么出现利益的重新划分就是合理的。况且，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对整个国际贸易而言，这扩大了世界经济的整体福利。

　　当然，这种言论的某些论据，比如中国的增长是资源消耗型，是环境破坏型的，这些批评中国应该心平气和地面对，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就应该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这对我们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效率都有帮助。

　　(实习记者陈超参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