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温差专家莫衷一是

　　曲力秋

　　面对这样的增长速度，经济学界莫衷一是。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偏离了“十一五”规划和年度目标确定的GDP增长率7%-8%的正常轨道，宏观经济已经过热。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超过正常均线，进入了增长波幅的上限区域，应当采取减速调控。三、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健康正常，能源、运输等瓶颈制约缓解，没有通货膨胀，可以实现稳定高速增长。四、近几个月中国经济态势发生变化，不是增长速度过快经济过热而是经济趋于偏冷。

　　2006年初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5年的10.2%升高到2006年上半年的10.9%，超过了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高速度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平均增长高度。面对这样的增长速度，经济学界莫衷一是。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偏离了“十一五”规划和年度目标确定的GDP增长率7%-8%的正常轨道，宏观经济已经过热，并将导致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必须采取紧急刹车的调控措施。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超过正常均线，进入了增长波幅的上限区域，并以牺牲

能源、环境及增长质量为巨大代价，应当采取减速调控措施，使经济回落到9%-10%区间。三、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健康正常，能源、运输等瓶颈制约缓解，没有通货膨胀，可以实现稳定高速增长，没有必要采取减速措施。四、近几个月中国经济态势发生变化，不是增长速度过快经济过热而是经济趋于偏冷，

宏观调控应当防止投资及经济增长速度过猛下滑。

　　日前，“2006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形势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就“中国经济是冷还是热”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研究员袁钢明说，要弄清中国经济是冷还是热这一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到底多高才是正常的。

　　“我个人认为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心目中理想的增长速度是10.5%。因为在上季度GDP增长率达到10.9%的时候，统计局发言人说这个增长速度偏快，是我们潜在增长区间的上限。此外，在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10.3%的时候，尽管外界炒得很厉害，但有关部门并没有采取太多的措施，所采用的措施也都很柔和。后来，当GDP增长率达到10.5%、10.6%的时候，中央仍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只是到了10.9%的时候才开始动手。所以，我个人估计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心中的GDP增长目标是10.5%。”

　　袁钢明说，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这是基于如下判断：第一，目前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且通货紧缩的压力要更大一些。第二，煤、电、油、运并不短缺，还可以支持经济更高增长。第三，现在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如果增长太高会导致能耗过高，但用单位能耗来判别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适。第四，投资率过高被认为是经济增长过高的一个证据。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高速增长或者投资率的上升都是合理的。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投资率就比中国现在的还高。

　　袁钢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应为11%才是合理的。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对此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这一轮宏观调控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前后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围绕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被认为是宏观调控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虽然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宏观调控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呢？中国是转轨经济国家，还没有把能源、资源、环境这些要素真正实现市场化。在整个宏观调控中间，如果仅仅看我们的物质、外汇、粮食、资金能不能得到保障的话，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的确可以比现在更高一些。

　　“但是这么高的增长，带给我们的是肮脏不堪的水、空气，那我们要这个速度干什么？况且，我们经济增长的好处还只是被少数人享受，而它所带来的污染却是全民共同承受。所以，这一轮宏观调控很重要的措施，是环保方面的措施，和改善土地资源、公共平台的管理等问题。”

　　范剑平说，这一轮宏观调控抓住的突出问题突破了老的框架，其目标是解决资源、环境甚至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更合理的分配等问题，这是20多年来最为宽松的一次宏观调控。

　　魏杰认为，现在宏观调控中的很多问题都是由收入分配体制引起的。我们现在增长最快的阶层有五个，第一是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层，第二是国有企业改制后的经营管理层，第三是教育系统，第四是医疗卫生系统，第五个是现代服务业。这五个系统的收入增长和资本增长是同步的，但它所占的比例太少，只占就业人口的10%不到。大量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得不到增长，导致大规模推动出口，大规模的出口又引发我们国际收支失衡。

　　魏杰说，要解决宏观经济领域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必须加快改革、变革整个体制。

　　范剑平说，自从2002年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启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扩张期能延续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是在高位运行，即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经济过热、不得不踩急刹车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应该说，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是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间，平衡了各方的利益，从而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