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助理易纲：故事会上的经济学

　　10月13日至15日，素有"市长摇篮"之称北京科技大学彩旗飘飘、高朋满座，该校管理学院隆重举行庆典庆祝正式更名为经济管理学院及自己的25周岁生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教授出席庆典并做了题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报告。易教授深入浅出地给听报告的数百名大学生、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讲了八个故事，通过故事回忆了自己插队当生产队队长到做一名高级政府官员的人生经历，话题从个人请客吃饭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他同时用经济学的视角对每个故事进行了分析，以下八个故事和经济学分析就是根据易教授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故事一：1%的自留地与99%的公社地产量不相上下

　　易纲教授八十年代初作为知青插队到农村当生产队队长，易教授每天早上给生产队的农民安排修猪圈、锄草等农活，每天晚上收工时检查，易教授逐渐发现，尽管自己以身作则、认真检查，但还是存在“信息不对称”，比如农民在锄一垄地的草时，经常只会把两头锄干净，中间基本没有锄。而农民住宅旁边的自留地没有人安排，地却被整得很平，草也锄得很干净，当时全国农民自留地大约占1%，公社地占99%，但农民1%自留地的产量相当于99%公社地的产量。

　　经济学分析：自1984年我国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三年创新高，这三年也是我国农业史上发展最好的三年。这次伟大的经济改革实践就是应征了经济学所认为的激励机制的作用。正是因为激励机制，才会导致1%的自留地与99%的公社地产量不相上下。一个生产大队大约有一千人，农民在自留地劳动所产出的产品全部归自己所有，而在公社地劳动生产的产品只有千分之一是自己的，这样吃“大锅饭”的体制肯定产生不了效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办的人民公社大约有一个公社一万人，那就更加无所谓效率了，六十年代初爆发“三年灾害”当然不足为怪。

　　故事二：中国人为何不像西方人请客吃饭AA制

　　在中国，人们请客吃饭总是由一个人买单，而在西方，不论多少人在一起聚会就餐总是实行AA制。

　　经济学分析：这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形成这种风俗时的人口流动性有关，中国的人口流动性比较低，大家可以轮流请客吃饭，这次买单的人有下次被人请的预期，因而他乐意一个人买单，这样也就避免了每次吃饭都要大家平均凑，交易成本比较低，而西方国家的人口流动性比较高，这次买单的人就没有下次被人请吃饭的预期，尽管大家凑钱买单的交易成本较高，但西方人也乐意这样做。

　　故事三：排队等餐馆也不去门庭冷清的餐馆

　　几年以前，易教授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这次年会是在美国一个偏僻的城市召开，与会的经济学家对这个城市都不是很了解。中午就餐时，易教授就发现，有些餐馆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排长队旁边的一些餐馆却很冷清，奇怪的是，后去的人情愿排队也不去生意冷清的餐馆。

　　经济学分析：回国后，易教授便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用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进行解释，他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总是试图用已知的信息去了解隐藏的未知的信息，餐馆就餐人数的多少是餐馆好坏的一个表面信息，人们通过就餐人多这样的表面信息选择餐馆不一定会选择到最好的餐馆，但却不会选择到最差的餐馆。

　　故事四：农民砍光承包山林的树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的成功，贵州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林业、致富农民，便把林地也承包给农民，可农民承包后不但不种植树木，反而迅速把山林的树木砍光，贵州的一些地方政府便请易教授为这个问题支招。

　　经济学分析：易教授在调查时发现，农民砍光树木是因为农民认为政府迟早会把林地收回去，于是易教授建议当地政府部门与农民签订至少30年的产权协议，签了长期产权协议以后，贵州这些地方的林业便迅速发展起来了，成了农民致富的财源。

　　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的激励机制就是产权，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有恒产，才会有恒心”。一般而言，人对自己的孩子和财产是非常负责的，而且这种负责比较稳定，利用人们这种负责制订政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婚姻法》中关于离婚的判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孩子应该优先判给母亲，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母亲比父亲对孩子更加负责。

　　人们对自己的财产也是很负责的，总会尽力让自己的财产效用最大化，国外保护产权，很多富豪便把自己的财产捐给社会用于慈善，为社会做贡献，中国早几年对保护产权的制度很模糊，很多富豪赚钱以后担心财产会被公有化，被剥夺，便想办法办绿卡，把财产转移到国外。这就是不同国家是否保护产权而产生的不同结果。

　　故事五：收发室老头也要分奖金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两位教授经过数年的刻苦钻研在一个科研项目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个项目获得了一笔奖金，在分发奖金时，系里的几十位老师都说自己直接或者间接对这个项目有贡献要分奖金，连收发室的老头也说自己每天送报纸和杂志对这个项目也有贡献也要分奖金，最后这两位教授仅比收发室的老头多分了一点奖金。

　　经济学分析：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源的稀缺性和激励机制，相对于收发室的老头来说，能够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教授这样的资源是稀缺的，因而这种稀缺性资源的价值是很高的，这种不合理的分奖金方式就是没有看到稀缺性资源的价值所在，不能充分有限地利用资源。

　　故事六：自己的著作不能署自己的名

　　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曾经采访过一位考古学家，这位考古学家经过一辈子的研究，是国内少有的几位能够认识甲骨文与篆记之间的一种文字的专家，能够认识这种文字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位专家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因而他的著作都没有署上他自己的名字，而是把作者署成××研究组。

　　经济学分析：这是很普遍的无视知识产权的事情之一，现在中国和美国在对外贸易领域中一个很重要的争端就是知识产权之争，很多中国人至今都没有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看到，是否保护产权，才造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建设的巨大差别，才造成了朝鲜与韩国、前东德与西德的巨大差别。

　　故事七：企业不敢雇人

　　去年下半年，易教授到法国出差，在法国一个很有名气的餐馆就餐时点了三个菜，易教授在那里整整等了三个多小时，平均一个多小时才能等到一个菜，而这个有六十多位客人就餐的餐馆只有三位服务员。

　　经济学分析：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舆论很容易左倾。欧洲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企业不能解聘员工。这家餐馆的老板告诉易教授，法国企业老板根本不敢雇佣职员，因为解雇职员的成本高得惊人，以至于他情愿少雇人少赚钱也不愿雇佣职员缓解餐馆经营压力，这就造成法国的失业率非常高，法国领导人去年信誓旦旦要修改《劳动法》，允许企业解聘26周岁以下的职员，但由于法国乃至整个东欧的媒体左倾宣传，导致青少年群起闹事，使政府被迫放弃修改《劳动法》。在这种左倾的舆论环境下，要想提高效率是非常困难的。

　　故事八：《物权法》被指违宪

　　我国原计划于今年推出《物权法》，一些舆论的左倾宣传却指责《物权法》违宪，网上还出现了一个点击率很高的煽情性讨论：“保护穷人的打狗棍和保护富人的豪宅一样吗？”大部分不了解实情的老百姓是沉默的，但左倾的舆论却能点燃沉默的大多数，从而使得我国的《物权法》推迟到明年才能出台，影响了政策的制订。

　　经济学分析：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建设完善激励机制的重要措施。中国农村将近100%的居民有自有住房，城市84%的户口登记居民也有自己的住房，所以制定《物权法》并不只是保护富人的利益，而是保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应该加强产权制度的改革，加快推出《物权法》。

　　易教授讲完故事后，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赵晓点评道，真神只说家常话，易教授通过身边简单的小故事幽默风趣地揭示了深奥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让人听了浅显易懂。

　　易教授在回答大学生和媒体记者的提问时谈到，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管理下浮动改革是成功的，今年前9个月贸易顺差达到1099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贸易顺差，我国出口竞争力依然保持强势，我国GDP和消费也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今后，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下保持基本稳定，以缓慢的升值来应对长期的升值压力；美国掌握着高端的金融信息产生了索罗斯这样杰出的炒家，中国在逐渐掌握铜、橡胶等大宗商品期货的信息，中国也将会出现索罗斯型的炒家。当同学们问到易助理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这个观点时，易教授说：中国拥有伟大的经济改革和伟大的经济实践，这将一定能促使中国产生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但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成果要得到世界的认可还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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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科技大学于1952年由北洋大学等5所国内著名大学的部分系科组建而成，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北京市市长刘淇、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等知名人士均毕业于该校。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25年来，为社会输送了近万名管理人才，这些校友已经在教学科研、国家机关、企业工矿等各条战线发挥着重大作用，院长张群教授在院庆时介绍说，经管学院今后将抓住发展机遇，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经管学院，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受欢迎的经济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