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就业政策：核心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定军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此后各种具体的政策将会连续推出，把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实质阶段。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这之中最根本、最关键的是鼓励创业、就业，让老百姓乐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国家强盛百姓富裕。

　　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的说法，到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先后迎来相互叠加的三大人口高峰，即总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龄人口高峰。

　　在人口规模方面，中国每年仍将有800万到1000万的净增人口，这意味着每两年将产生一个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

　　就业弹性系数也处于下降状态。“九五”时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就业增长0.13个百分点。但到“十五”时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0万人。其中，2005年只有63万人，2005年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08。

　　而就业本身具有双重性质。从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来说，是经济问题。而失业问题则涉及社会救济等领域，属于社会问题研究，特别是作为社会政策学科涉及的范畴。

　　将就业作为经济问题，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考量很多；但是作为社会问题的考量尚准备不足。长期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秀兰认为，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不仅仅是政府投入不足，理论准备也不足。

　　不过，无论是将就业作为何种问题来考虑，未来的有关经济社会政策都将面临不小的调整。

　　尽管国家“十一五”规划把就业和GDP增长列为预期性指标，但是有分析认为，从以人为本角度看，未来政绩考核将更重视就业、社保、环保等指标，而不是经济增长。

　　此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就转变发展观接受本报专访时就明确指出，地方政府要转变发展观，就是指挥棒要改变，把就业、社保等作为政绩考核标准，改变干部选拔体系。

　　这一点有地方已经开了好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指出，“深圳在搞效益深圳指标，有20多个项目，包括就业、治理污染、教育、治安、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等。从指挥棒讲，这至少是一种探索。”

　　积极就业政策加快研究

　　本报记者获悉，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等多家部门参与的就业政策研究一直在加速推进。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将农民、军人、大学生等全部纳入统一的大就业体系，通过调动一切有利的积极因素来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而不是单纯通过救济手段来化解失业问题。

　　按照专家的分析，《决定》的核心精神是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其中收入分配调整、解决就业问题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而就业、创业的实现，是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收入，解决利益问题的关键。

　　不过，核心的问题仍然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专家指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已经过渡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国家工商总局此前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99年到2004年中国实有个体工商户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而政府在2004年全部预算外的收费和收入总体估计接近1万亿。周天勇就此指出，缩减这1万亿收费，中国的就业问题会迎刃而解。

　　因此，建立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