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初：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整体框架已经形成

　　王娜

　　京西宾馆，北京西郊一座风格低调，略显神秘的大厦。自1964年建成以来40年间，共和国的无数风云故事在这里上演，并载入史册。

　　近30年前的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举行。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的闸门。

　　近30年后的另一个金秋，京西宾馆再度为历史所瞩目。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闭幕，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谐社会”的纲领，被鲜明地镌刻在执政党的旗帜上。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改革走过28年历程后，为增进全民福祉，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

　　作为中央党校的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深深地明白这一战略决策意味着什么。

　　“全会公报传达出的精神，其中一个亮点，就是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叶笃初向本报记者评价刚刚发布的六中全会公报时说，“一个完整的社会建设与管理系统将被六中全会固定下来。”

　　全会公报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全新社会管理格局设计，叶笃初认为，这是执政党建立社会宏观调控机制的基本思路。

　　社会建设管理进入实质阶段

　　《21世纪》：十六届六中全会使得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框架和思路变得清晰。您认为，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叶笃初：我个人分析，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比较大的亮点是有关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论述和规定，这也是最富新意，最具针对性、稳定性和前瞻性的。

　　所谓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是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而言的。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在狭义上是指同经济、政治、文化并列，且有特定领域和规律的社会关系、社会局面；在广义上则又涵盖经济、政治、文化，而指作为统一整体的社会建设、社会发展。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既有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相互关照、确立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战略意图，又是针对社会建设和管理相对滞后、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的现实而采取的政治举措；更是为了改变人们尤其是部分干部中存在着的、习以为常的漠视社会管理服务的思维模式和工作偏向。

　　而两年后这次全会上传达出的精神，就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很熟悉，政治体制也开始在进行，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正在进行中。而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十分紧迫的，问题也是相当突出的。

　　所以这次全会后，我们应该注意中央对社会管理体制和方式的改变，这是在过去没有专门研究过的事情。时隔两年，中央已经从重视社会建设的理论，飞跃到了开始进行熟练操作、运用社会建设理论的阶段。由于过去没有，所以这也是最具基础性的。

　　建立社会宏观调控机制

　　《21世纪》：社会建设的内容过去在党和政府的各种决策中也存在，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您认为社会建设具有哪些新的内涵呢？

　　叶笃初：如果说两年前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对社会管理和建设的提出和孕育的话，那么现在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上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而且，这个框架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系统性，包括了社会所关注的推动阶层协调和改善民生，加快执政能力建设和政府转型，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确保中央权威和执行力等所有的问题。其中的核心就是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胎动期、诞生期之后就是现在的成熟期，但并不是完成期，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21世纪》：关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有专家认为，改革的一个趋势是要培育介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包括城乡自治组织、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公益慈善和基层服务组织。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叶笃初：我想其中存在着语言表述方式的差别，当然也有可能存在理解的偏差。并不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培育中介组织，宏观调控和市场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但是社会体制中应该称为“社会宏观调控机制”，这个词汇是在四中全会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为期7天的省部级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的。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建立经济宏观调控的机制，也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努力建立社会宏观调控机制。

　　具体说来，就是这次全会公报所提出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要发挥各种作用。包括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这里的“等”就包括在一些地方已经萌生出来的，但是还没有被正式界定的组织形式。上述各类组织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整体合力。

　　增强社会自主管理能力

　　《21世纪》：在您看来，已经初步形成的这个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框架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叶笃初：目标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机制，建立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公共管理网络，不断增强政府管理和社会自主管理的能力。

　　六中全会之后，将进入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实质性阶段，将会给予各类组织适当的功能定位、配套的规则，还有一定的支持和保证。而“社会管理网络”这个词汇所包含的意义比字面上还有广泛得多，蕴含着民主、公平、道德约束、规范等。

　　《21世纪》：这次中央又一次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和推动政府转型。您认为政府转型在整个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叶笃初：9月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专门部署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工作。温总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强调了行政效能，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意思是，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有效地落实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批评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着政令不畅的问题，也存在违法违规失信于民的问题。

　　那么，这就涉及到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政府管理体制如何与之相适应的问题。据我分析，随着六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决定》的正式通过，社会管理网络的发展会大踏步向前。既然是互联、互补和互动的，那么就是相互不可以替代的，就要求社会管理网络内的各种组织形式各在其位，各尽其职。而面对法律和规章，所有的组织都是平等的。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一系列规范(政府)行为的措施，就是政府在厘清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