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水塔隐忧：环境与发展经济双重命题的冲突

　　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王永强

　　今夏以来，重庆、四川等地的大旱与青藏高原的雪域冰川联系起来。

　　比青藏高原雪线升高更让人忧虑的是，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当地经济双重命题的冲突。

　　这个冲突不仅关乎长江中下游的发展，甚至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福祉。

　　一线调查

　　长江源困惑：双重命题的尴尬

　　本报记者 王永强 西宁 格尔木报道

    不到一小时光景，一块一人多高的冰塔消融不见，滴滴答答地汇入了尕尔曲上游的涓涓细流。

　　此后，尕尔曲接纳姜根曲、布曲等汇入当曲构成长江南源，与北源楚玛尔河、正源沱沱河一起，流过6000多公里华夏大地。

　　这块消融的冰塔是岗加曲巴(藏语意为“冰”)长江源冰塔林中的“一员”。距冰塔林几十米，尤联元见证了这一刻。

　　尤是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研所”)研究员。2006年9月，尤再次抵达了岗加曲巴。

　　“冰川是在减少。”68岁的尤感慨道。

　　“这些年青海气候变暖，雪山减少。2000年前，西宁最高气温从未超过30℃，一进入9月青海就不能只穿单裤，今年都32℃了。” 胡薇说。胡是西宁电视台记者，作为雪花啤酒长江探源队队员，胡同尤是队友。

　　感同身受的何止他俩。

　　“今年入夏以来，重庆、四川等地持续的严重高温伏旱天气，除了大气环流问题，还跟去年青藏高原降雪偏少有关。”尤说，“降雪少，地表裸露就多；雪反射热量，裸露的地表却吸收热量；雪融化吸收热量。现在雪少了，吸收热量就少，于是地面温度升高，今年就热得格外厉害。由于降水减少，气候变暖，今年长江的水量大大减少。”

　　长江源福祸？

　　“长江源冰川有无退缩，大家看法不同：1999年国家测绘局数据显示，30年间冰川减退了600米，每年缩减20米；《中国国家地理》说一年退70多米，因此有人认为近年冰川退缩在加速。但也有人说冰川根本没有退缩。整体上，目前还缺乏权威的数据佐证。” 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以下简称“绿色江河”)会长杨欣称，从事该项基础工作的科研人员太少，很多数据不够严谨。

　　去年5月，杨欣们在岗加曲巴打下了第一批木桩，他们准备用木桩、图片记录和卫星图片比对三结合的方法监测长江源的冰川退缩。打桩每年一次，数据5年后才能公布。但杨欣表示，目前的图片反映和目测估计都足以肯定冰川在消退。

　　沱沱河气象站2001年至今5年来的监测数据表明，跟30年前相比，青藏高原年均气温升高了0.2~0.5℃；长江源从年均-4℃，升至近两年年均-2℃。沱沱河水文站的监测也显示，近年长江源来水量偏少，含沙量增加。第三次全国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称，长江源的水土流失面积由1995年的46328.87平方公里增至2001年的48888.7平方公里。

　　在杨欣看来，长江源人口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草场沙化退化加速、野生动物大量减少更让人担忧：“早先，牧民们的牛羊大部分自己食用。现在，摩托车和汽车成为新代步工具，这只能通过畜养更多牛羊换取，过度放牧成为必然。”

　　“长江源生态恶化有天灾，也有人为因素。”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会长哈希·扎西多杰说，“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变暖和西部开发大背景下，本地居民的生活、放牧、生产经营方式和财产拥有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济和市场诱惑下，如何让原住民认清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解决好政府、企业投资人、居民三者的协调发展，非常关键。”

　　长江源的生态保护，曾留下深刻教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可可西里淘金热，第一次直接引发了公众对青藏的关注。盗猎分子对藏羚羊的疯狂捕杀，导致其种群数量由100万剧降至1万只；因上游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1998年夏天长江发生特大洪灾。

　　今年7月，青藏铁路开通，媒体对西部的报道热潮，再次引起了公众对青藏高原和长江源的浓厚兴趣。这是长江源之福，抑或其祸？

　　“维持长江源的无人区原貌是最好的保护。近年到长江源探险的游客不断增加，我个人对媒体以关注名义刊发的曝光炒作持保留态度。为保护长江源，绿色江河非常缺钱，但我们无法认同和接受那些用炒作方式提出合作的公司。”杨欣很坚决。

　　尤联元也忧心忡忡：“沱沱河镇是长江源第一镇，行政上归青海格尔木管辖，但沱沱河镇周围的长江源居民户籍却属西藏。这种历史遗留的管理问题实际是一种不管理。可可西里保护区成立后，进入可可西里需要审批，但进入长江源，目前还没有什么限制。”

　　江苏泰州人栾凌华笑着说生意比原先好多了。栾是沱沱河宾馆经理，在小镇经营宾馆15年的他坦承，游客正代替运输司机，成为宾馆的主要客源。

　　转型冲动

　　从格尔木沿青藏公路向西南行进400多公里，就是沱沱河镇。小镇大约有300多名居民；通往拉萨的公路自镇中央穿过，路两侧布满饭馆、汽修站和简易旅店。作为小镇最大客栈，拥有近60个床位的沱沱河宾馆距公路足有一公里。如此距离尚能感觉生意好做多了的栾凌华，的确应该感谢格尔木的转型。

　　格尔木是蒙语音译，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半个世纪前，“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带领大批官兵来到这片戈壁滩。但由于格尔木仅是个地名，找寻其确切位置让人伤透脑筋，慕遂将手中的铁锹往地上一戳：“不必再找了，这就是格尔木。”自此，处于青海地理中心位置的格尔木诞生，并因中转85%的进藏物资、95%的出藏物资成为青海第二大城市。

　　除物流业外，格尔木矿产资源丰富：7处盐湖矿产地，煤矿集中分布在南部，北部有全国第四大天然气田。格市的“3＋2”产业发展战略中，盐湖化工、石油天然气化工和商贸物资流通业分列三大支柱，特色农业、旅游业则是两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2年，格尔木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为2.31∶60.35∶37.34；2003年1.45∶62.55∶36，2005年则进一步拉大为1.1∶69.8∶29.1。今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格尔木宣布青藏铁路全线贯通。这座随铁路修筑而繁盛的城市，伴着数万施工大军的陆续撤离，其产业结构不均衡日益凸显。

　　“筑路队离开后生意清淡，收入有过去的60%就不错了，”西大滩佳美手抓饭馆老板说，“好在政府免了营业税。”西大滩位于玉珠峰山脚，6178米的玉珠峰向因海拔高、坡度缓备受登山初学者喜爱。记者看到佳美旁边的一处店面已人去楼空。格尔木市2000多辆出租车也进行了运营管制：逢单日，编号双数的车辆运行路线受限；双日，单数车受限。

　　没沾多少青藏铁路通车的光，格尔木副市长孟海的遗憾写在脸上。他指着火车站广场花坛的“中国盐湖城”字样，强调格尔木必须转型。“离昆仑山、纳赤台神泉、玉珠峰不远，是我们的优势。”孟海们的算盘是以格尔木为轴心进行深度生态游开发，利用长江源、可可西里、盐湖、雅丹地貌这些梦幻般的景致，延长旅客在格的停留和消费时间。

　　道理很简单。为了保护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虽然格尔木矿产资源丰富，但国家“限制性发展”的政策不能违背；而且，凭借拥有国内最大盐湖察尔汗打造的“中国盐湖城”形象牌，显然不是推动格尔木经济全面发展的强力引擎。倒是作为行走青藏的必经之地，格尔木通过比附手法推出打包的高原生态游更具操作性。同时，囿于接待能力拉萨限流，如能将滞留西宁的近万游客吸引过来，必将极大优化格尔木的产业结构。

　　“随着经济发展和户外运动普及，长江源高端生态旅游牌可以打，但一定要考虑环境承受能力，严格控制游客数量。”多次考察长江源的地研所研究员李炳元说。杨欣对此深表赞同：“游客对当地道路修建、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的隐性需求，潜移默化中对当地居民的文化影响和冲击，都可能危及长江源脆弱的生态环境。”

　　今年前7个月，青海省实现旅游总收入20.91亿元，同比增长27.1%；接待国内游客520.49万人次，同比增长26%。与数字相对应，美丽的青海湖畔，身穿藏式服装、拉着游客喊“叔叔阿姨，给我一块钱，照个相吧”的懵懂少年，正逐渐多了起来。

　　透视

　　生态补偿机制：犹抱琵琶半遮面

　　“与长江源同处三江源保护区的黄河源头治多县，每逢暖湿气流经过，都要向天空放炮实施人工降雨。但下雨阴天牧草生长缓慢，牧民收入就要受影响。”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每年要有20多天。

　　国家环保总局资料显示，仅“十五”期间，黄河上游人工增雨即达60亿立方米，形成径流13亿立方米。而49%的黄河总水量来自该地区，这是黄河源频繁实施人工降雨的主要原因。

　　“随着三峡、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长江源生态环境的优劣，不仅直接关系到长江中下游的发展，甚至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表示。

　　有专家认为，随着近年长江源雪线升高，上游来水减少，含沙量增加，长江源实施人工增雨，也势必影响到该地区的牧民生存与发展。

　　被忽视的利益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有关专家指出，脆弱性除外，长江源特殊的生态系统还兼具整体性和系统性：源头地区需要优先开发而非保护，所谓的“靠山吃山”，中下游地区首要考虑源头保护而非开发。在上游保护下游受益的格局下，长江源带有自我牺牲的“限制性发展”保障了中下游地区乃至国家的利益，但该地区居民的经济发展要求却很容易被忽视。

　　“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青海人民牺牲了一部分发展机会和自身利益。比如，因禁牧减畜、禁采虫草和禁挖砂金等，减少了农牧民收入；因保护大江大河水质，严禁建设污染严重的项目；因保护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限制开发矿产资源和水电资源等。”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

　　不仅如此，像龙羊峡、刘家峡等大型水电站的收益统归中央政府调配；青海湖畔“中国原子城”，则是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最早研制基地。“如果这样奉献还不够，还要将长江源生态保护的责任压在源头和青海各级政府身上，显然是青海不能承受的重担。”上述王先生称。

　　待解的公平

　　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等举措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环保区域上的不公平十分明显，“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潘岳曾经撰文表示。

　　为此，潘岳提出了建立新的绿色GDP国家绩效考核体系、考虑重新调整国土规划中的行政区域改革、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包括呼吁建立国际环境补偿体系、保障公众参与影响自己利益的环保决策、实施循环经济生态移民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五项应对措施。

　　2005年10月，“十一五规划”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列为重要战略目标。2006年2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考核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2月20日，我国首部环境保护处分的专门规章——《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正式公布实施。7月31日，国家环保总局全面启动11个地方派出执法监督机构，包括5大环保督察中心和6大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力图绕过地方政府干扰，以垂直管理和区域督查方式，有效约束环境违法行为。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但长江中下游区域却在最关键的“生态补偿机制”上，犹抱琵琶半遮面，见不到“思君”的表现。

　　等待行动

　　“生态补偿机制已经呼吁了十几年，但因为计算、核算公式非常复杂，各方利益众多，所以迟迟未能出台。”陈耀认为，“建立补偿机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钱从哪来，怎么收，收上来怎么花，如何保证落实到位。”

　　事实上，不得不注意的一个背景是，十多年前的长三角地区尚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期，东西部的差距也没有现在这么大。而眼下，中央正准备通过中部崛起战略，将国内最发达的长三角经济带发展经验从下游推向中游。我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也完全具备了向中西部提供支持的财政能力。

　　9月7日，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作为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该报告公布了国内首创的两大绿色GDP指标：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5118亿元、虚拟治理成本2874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3.05%和1.80%。数字表明，我国的环境形势容不得半点乐观。

　　“下一步，环保总局将重点研究如何利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来制定相关的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经济管理政策。对于因环保而利益受损地区，可由受益地区和国家采取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征收生态环境补偿税费等多种方式补偿。”潘岳表示。

　　访谈

　　统一规划遏制生态恶化-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中国经营报》：青海是我国的水资源大省，当地为了保护环境牺牲了不少发展机会，国家对此是否有相关补贴政策？黄河、长江沿线经济发达省市，是否该对青海的环保牺牲作出经济补偿？

　　潘岳：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号称 “中华水塔”，对全国、全球的大气、水循环具有重要的影响。全省每年输出省外的总水量超过600亿立方米。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来自这一地区。青海的生态地位十分重要，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有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继实施了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草)和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治理工程。同时，青海省人民政府相继发布了有关禁牧、停止天然林采伐、禁止开采砂金的规范性文件。

　　青海人民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牺牲了一部分发展机会和自身利益。作为受益的中下游地区，有责任通过各种方式帮助青海人民脱贫致富。国家除了继续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青海外，也应建立更加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建设好高原生态屏障；才能统筹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增强民族团结，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中国经营报》：考虑到青藏地区脆弱的高原生态特点，有无必要建立一个全局性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规划审议小组，或者采取哪些更合理举措，以更好保护环境？

　　潘岳：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态地位极其险要。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为了青藏高原更好地实施科学发展观，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完全有必要加强青藏高原经济发展的统一规划，并通过规划环评，确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保护与建设高原生态环境，除了前面提到的生态补偿机制外，还应强化三项措施：一是加大对青藏地区生态环境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人员素质水平；二是继续加大青藏地区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缓解瓶颈制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三是扶持和培育青藏地区生态旅游、农产品深加工等替代产业和退耕还林等后续产业的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记者观察

　　唤起经济美德

　　蹒跚行进、一步三叹，在海拔5500米的岗加曲巴，触摸长江之源。

　　冰凌淋漓云摧山，铁背荒原舞翩跹。这，不仅是一次慷慨激昂的高原探险，而是一次探求真实镜像的新闻行动。

　　长江，中国的经济之河。在它的源头，我们亲见，一切正在蜕变。这种蜕变关联中国经济未来。

　　长江经济带概念的提出，迄今十余载。按照时下通行的定义，长江经济带囊括“七省二市”，青海被“排除”在外。这不能不让人抱憾。有经济学者已经在呼吁，长江经济带有意识地“拒斥”青海，是对“生态极点”、“中华水塔”的欠愧。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大上海安享着各类优质生产要素的密集汇聚。由此上溯，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极点青海，注定要流淌更多的牺牲。

　　但是，生态之极有权获得多一些的垂注与呵护，起码不应是淡漠。长江经济带的经济重心在下游，生态重心则在上游，任何的偏转都会导致失衡。上游保障下游，下游反哺上游，这是理想中的良态。毕竟，积极的善待优于蒙损后的痛责。

　　34年前，3位美国学者以略显沉重的笔调写下《增长的极限》一书，迅即在西方世界走俏，他们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古希腊的智者亦认为，人从生存经验所得的道德德行与亲切互利的社会性，应以自然为始源和准则。今天，我们大力倡议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社会和谐的终极目的，无外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的协调相荣。

　　人为膨胀的，是单边增长的无边欲望；刻意紧缩的，是协同发展的道义担负。物质愈益丰裕的当下，树立并唤起经济美德，即在于对自然的深度玄思与极度珍视。不尊重江河自然，就不大可能在多样化经济诉求之间，求得弥足可贵的均衡与升级。

　　藏族汉子哈希·扎西多杰，这位索南达杰曾经的秘书，蹈着英雄的足印投身保护长江源的自我冲动之中。扎西多杰们的草根式努力，也是一种美德。

　　相关

　　民间补位

　　长江源官方环保补偿机制的建立尚需时日，民间的保护活动却已悄然行　进。

　　兴建于1997年10月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是我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1996年5月奠基，它是绿色江河会长杨欣一手带大的“孩子”。

　　从1984年参加长江上游金沙江段考察开始，成都人杨欣就注定了与长江的一生情缘。10年光阴，杨欣已是我国著名的长江摄影和探险专家。

　　1994年1月18日，孤身一人的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同18名偷猎者在太阳湖畔激烈枪战，中弹牺牲。高原零下40度的低温，把他至死双手握枪、保持推弹射击的姿势凝固成一尊不屈的雕像。

　　英雄的鲜血和枪战现场偷猎者丢下的近2000张藏羚羊皮，深深触动了用镜头记录祖国山川美景的杨欣。1995年起，杨欣开始在北京呼吁进行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他讲到的可可西里、藏羚羊和索南达杰，几乎没人听说。

　　索南达杰和他的野牦牛队员，是藏民为保护自己生活家园组建的民间组织。因为涉嫌违反国家枪支管理条例，索南达杰牺牲后，西部工委也被撤销，国内的第一支民间环保组织以悲壮结局收场。

　　走向全国

　　1996年，杨欣组建“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考察队，迈出了从“说”到做的第一步。这个活动的筹委会，也成为日后绿色江河组织的前身。

　　1996年5月，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奠基后，资金就成了困扰保护站建设的最大难题。幸运的是，处处碰壁的杨欣没有放弃努力。1997年，他讲述自己长江源探险经历的《长江魂》写成并开始义卖。通过义卖书款购买建筑材料，1997年9月10日，杨欣们终于在可可西里东侧昆仑山脚建立起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反偷猎工作者有了最前沿基地。

　　1998年8月，在深圳英特泰投资有限公司和王石等环保人士的资助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进行了二期建设；次年9月，在香港地球之友资助下，保护站完成了三期建设。

　　近10年间，志愿者、义卖和企业赞助构成了支撑绿色江河发展的鼎之三足。而义卖所得款项，竟然一直占绿色江河支出经费的50%，这跟国外非政府(NGO)组织绝大部分经费来自政府和企业赞助的情形完全不同。很明显，跟野牦牛队依靠自身武力展开保护斗争不同，绿色江河试图撬动全国的力量。索南达杰之后，民间环保组织成功地完成第一次转向。

　　官民携手

　　2003年1月，绿色江河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达成合作协议，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无偿交付该管理局，管理局派人开展工作，双方统一管理。民间环保第二次转向，可可西里保护机制从各行其是变为官民携手。

　　杨欣也未停下脚步。2005年6月，《亲历可可西里十年》开始义卖，杨欣又走上了中国民间第二个自然保护站——横断山区原始森林保护站的筹建之路。1984年，杨欣还是一名21岁的毛头小伙；而从保护藏羚羊到关注原始森林，杨欣们的视野随着他们的阅历增长不断开阔。

　　国际接轨

　　杨欣们越来越不孤独。

　　参与了青海省政府首届三江源国际摄影节组织筹办工作的王舰艇，是青海香巴林卡旅行社副总经理。“接待旅游团只是旅行社的一部分服务，近年青海湖黄鱼大量减少，盗墓等破坏青海人文环境的行为猖獗，我正和朋友筹划成立一个这方面的环保组织。”

　　组织了雪花啤酒长江探源活动的华润雪花啤酒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利莉说：“雪花啤酒的酿造需要优质水源，探源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唤起全社会对长江源和母亲河保护的充分重视。”

　　可预期的是，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风雨洗礼之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正成为民间环保组织寻求支援的新支点；而企业的介入，也将彻底改变10多年来民间环保组织的资金筹措困境，使其发展模式同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