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生村官试验

　　本报记者 房煜 见习记者 张向东

　　实习记者 马秋 北京报道 大学生村官王志斌来到北京平谷区平谷镇赵各庄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已经一年了，他已经习惯了自己住所的宁静，这样晚上他可以看会儿书，不过，这种宁静近来被打破了。

　　更多的大学生村官涌进了他住的那栋宿舍楼，原先两人一间的宿舍住进了四个人。从师弟们的口中，他得知2006年平谷区一共来了109名村官，是去年的3倍。2005年7月，他和另外31人来到平谷任村委会主任助理，其中真正的应届生只有19人，另13人有社会工作经验，而这一次来的全是刚出校门的学生，有的人还穿着印着学校名字的T恤。而此时的王志斌，早已习惯了衬衫西裤皮鞋的干部装束。

　　这种由宁静变为喧闹的背后，意味着原先仅仅处于试点阶段的“大学生村官”试验进入了一个全面铺开的阶段。2005年，平谷区率先搞起了“政府雇员制的大学生村助理制”试验。这一做法受到北京市重视，经过调研，北京市于2006年起正式推行这项被俗称为“大学生村官试验”的举措。

　　村官要“老实”

　　说来有些不可思议，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草业科学专业的王志斌，是贵州人，有农村生活经历。但是他能够来平谷当村官，对方看中的却不是他的农学专业背景，而是因为他辅修过法律专业。按照王志斌的介绍，2005年招来的32个人，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旅游、法律几个专业。

　　引进大学生做村官，源于平谷区区委书记秦刚的想法。“出发点是提高人的素质。”

　　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平谷将这种“素质要求”进行了细化。依据是《平谷区促进农村发展公开招聘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的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将公开招聘村助理，力争用5年时间，为全区每个行政村配备一名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并提出，“所需专业根据各村实际需求确定”。具体条件是：“年龄一般在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第一学历大专以上，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后来被称作“大学生村官试验”的起步阶段，并非为大学应届毕业生量身定做。“我们那届的选拔是最严格的。”一位2005年来到村子的大学生村官对记者说。因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同学的竞争，还有已有工作经验的往届毕业生的竞争。最后胜出的32人，每个人都是十里挑一的结果，应届生人数稍多。

　　平谷的初衷纯粹是用人的需要，为了满足农村的需要，有明确的定向，相对明确的任务，而且吸收社会人员。

　　王志斌为什么被录取？赵各庄村村支书李振芹只说了两个字：老实。

　　村委会副书记崔女士补充说：一是他学过法律，现在都讲依法治村，村里需要这样的人。二是村委会也需要有人做文秘类的工作，小王给他感觉很不错，很踏实。李振芹说王志斌能把他的想法顺下来用自己的话写，写出来一看，还是他的意思。

　　那么，只是辅修过法律的王志斌具体要做什么工作呢？在王志斌和村里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两个很关键的附件。其一是《助理岗位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因人而异。王志斌详细列举了他的工作职责：1.负责合同管理和法律事务工作。2.负责法律宣传工作。3.负责本村民调工作。工作任务和标准又有5项，其中王志斌最在意的是“每年为农民组织4次法律知识培训”这一条，因为这一条的考核是最明确的，直接关系到合同规定的待遇他是否能全额拿到手。他的年薪允诺是三万元并有四险，像他这样的非北京生源已解决北京户口。

　　眉清目秀的王志斌被当地人公认是进入角色比较快的。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他首先留意平谷话怎么说，“两个月吧，当地的方言土语基本都懂了。”他说，这让那些2006届的师弟们羡慕不已。同时，王志斌还学会了一件大学四年都不曾做完的事：学骑自行车。他的家乡贵州是很陡的山地，不需要自行车。现在，那辆刚买来一年的自行车，已经布满灰尘，看上去像辆旧车了。工作几乎离不了自行车，他就是骑车穿梭于村子与镇政府间。

　　王志斌还主动记工作日记，以记录自己的成长过程。不过，虽然有比较明确的岗位说明书，但是，王志斌翻看自己的日记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工作大多仍是岗位说明书没有列明的琐碎工作。这其中包括：打印材料，写领导的讲话稿，甚至广播找人。“也有起草合同的时候，不过一个月就能赶上一两次。”村里为他在村上镇上分别安排了住处，给他配了新电脑和

数码相机，还有一台主要由他操作的打印机——他来之前，村里人有东西都拿到外面花钱去打印。

　　有趣的是，秦刚在他们刚来给他们讲话时就提到：来农村后，不要为琐碎的事务性工作所累。显然是有先见之明。但是，他和同一批来的这些村官在一起聊天时就会发现，大家的工作差不多，文秘类的工作要占一半多。同是村官的路志雪接受媒体采访时将自己的工作分类，“50%以上的文秘工作；10%接待领导，端茶倒水、介绍村里情况等等，其余40%无法归类，比如广播找人、调解婆媳关系等等琐事。”

　　王志斌认为，他过去的学生会干部经历对适应这种环境还是有帮助。“当然在学校组织活动要容易得多，但有些规则是一样的。”他说。不过，这种干部角色的延续似乎也决定了他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如果我下去解决纠纷，他们会认为我是干部，他们自己是群众，虽然我很想更多了解他们。”王有些无奈地说。他感到按照这样的路走下去，自己三年后成为一名有编制的镇里的干部会更适合自己。

　　实际上，王志斌的这种感觉，包括文秘性工作的压倒性分量，都来自于整个制度设计的客观导向。在选拔之初，王志斌和其他人一起经历了笔试面试的考核。笔试内容近似

公务员考试，主要考行政能力倾向和时事。在面试中则会碰到一些场景题，问题问得十分尖锐和实际，比如“你现在干得很不错，群众也很拥戴你；而另一方面，村长他们很嫉妒你的才能，拉帮结派来攻击你，那么你怎么办？”这样的题实际与专业知识无关，更多的是考察应试者的人际平衡能力。

　　刚入村时，有干部问王志斌，你觉得在农村主要是处理事还是处理人？“现在我想，他是提醒我，在村里协调好人的关系很重要，工作才好开展。”王说。

　　为了就业？

　　2006届的村官主要是响应北京市的而不再是平谷一地的号召到来的。北京市给出的优惠政策力度要大于试点期间的平谷区。因此，2006年的村官报名异常火爆。记者了解到，中国农业大学今年报名应聘村官的学生有700多人，约占2006年毕业总人数的10%。一位联合大学的学生告诉记者，由于报名人太多，学校不得不根据学院来划定名额，每个学院先自行淘汰一些。

　　今年来到平谷的村官共109名，其中以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最多。北京农业大学学生的优势在于有农学背景。而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优势在于多为北京生源。今年应届大学生村官中，在专业方面比较特殊的有匈牙利语、钢琴调琴师专业。

　　就业压力和北京市的优惠政策促成了村官在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走红。

　　北京市推出了7项保障措施，包括：在待遇方面，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第一年平均每人每月2000元，第二年为2500元，第三年为3000元(这个数字远高于北京大学课题组调查的去年本科毕业生平均1549元的起薪)，并由政府为其缴纳各类社会保险。3年后还可续聘。非北京生源北京高校毕业生，聘用两年连续考核合格的，给予北京户口。可优先录用为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考研时根据条件入学考试总分加10分，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3年合同期满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可推荐免试入学。

　　一些大学生们对村官的看好可以理解，但是，北京市政府力推村官又意在何为？

　　按照北京市计划，今后3年内招收8000名，争取使北京市3900多个行政村都有村官。

　　北京市的一名官员说，村官模式会三年一个轮回地一直搞下去。村官大学生与村子的三年合约到期后，会有新一批大学毕业生被招募上岗。北京市政府将村官实验视为首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组成；实现新北京、新奥运伟大构想的重要步骤；实现首都城乡人才体系建设的伟大举措。

　　但是，有村干部认为，他们接待大学生，首先是帮助国家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在今年4月27日发布的一季度就业形势分析报告认为，今年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多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多万人。首当其冲的是高校毕业生，413万，就业总量大，结构性矛盾突出。

　　在平谷区试点时，1号文件里没有一处提到大学生三个字，只是提到条件之一要有大专学历，还规定年龄放宽到35岁，允许往届生参加。北京市的举措则是醉翁之意不全在酒。北京的做法无疑也意在反哺农村，但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无疑是当务之急，从村官政策取消往届生的政策、扩大报名专业就可见一斑。这无疑形成了行政调配人力资源的情况。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龙文军认为，村官实验在北京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左停认为，目前的问题是：农村基层市场化需要人才，把农村市场真正地发掘出来。但长久以来，我国的农村资源的调配权都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的；从学校来说，当前就业形势严峻，需要大学生转变观念到基层就业，但究竟农村有没有工作适合大学生？所以，供需环节脱节是一个问题。

　　王志斌所在的赵各庄村村支书李振芹说，学生村官主要在文化、思想上可能影响我们，经济上帮不上什么，主要是太嫩了。村官的政策总体是好的，但是想在基层真正起到效果做出点什么来还是有点难，至少要在5年以上。三年之后的事情，谁也不好说，那都是以后的事情，政府的事情。实话说，村官具体做什么、怎么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谈三年以后的事情也都没用。

　　在这个村，有房地产公司和项目。记者曾问李振芹如果有财经院校房地产专业的要不要，回答还是：不要。原因是他认为学生在学校学的离实际要多远有多远。对现行教育的弊端，李振芹直言不讳。“房地产这个行当，没个五六年出不来，何况呆3年。”

　　那么学农业专业的总该有用吧，村委会副书记崔女士似乎很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也不好说，“因为农村走的是企业化、城镇化道路，现在吃农业饭不挣钱，所以纯学农的我们也用不上。所以我们要小王做的主要是法律和行政工作。别的村要的也是学经济管理的。”

　　因此，北京市在平谷试点的基础上，打破了专业的限制，希望以供给的多元来满足具体农村问题的具体需要。但是，又反而降低了用人方的主动权以及人才与环境的针对性。

　　但是，左停指出：“北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于大学生的环境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农村客观上也有这个需要。从这个背景上讲，村官试验很好。但是，这本身却是一个政府调节的结果，而不是市场自由发育和调节的结果。大学生和农村之间是政府在做媒。”

　　如果说，平谷试点时期，还是用人方是买方市场的话，那么在2006年，由于行政指令的介入，这一人才市场已经进入“卖方市场”。直接效应是缓解了部分就业压力。

　　三年后

　　三年后，他们将走向何方？他们呆过的农村剩下什么？

　　为了能达到为就业减压的这种目的，北京市给出了优厚的条件，同时也设计了规范的程序，但是，这种程序面对的对象本身就是刚出学校大门，最会应付考试的一个人群，所以这种程序本身有很强的应试色彩。

　　而条件上的优厚，则会加剧一些大学生的找跳板的心理。有趣的是，这种优厚的条件中本身就有着离开农村的暗示，比如考研加分，比如另考公务员。很多人来当村官是否会成为了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

　　王志斌认为，自己现在最困惑的也是三年后能不能有个真正的公务员身份，那样留下来也可以；或者自己去考公务员，这是第二条路；当然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做其他事情。

　　但是，也有人只想现在，不想将来。平谷区挂甲峪村村委会主任助理胡天伟是其中之一。

　　胡天伟在当地的大学生村官中算是小有名气，一些大型的会议，他经常作为大学生村官的代表上台发言。他所在的挂甲峪村也很有特点，集体经济和民俗旅游方面做的不错，是当地明星村之一。

　　胡认为这首先得益于领导的能力，村支书张朝经常要工作到晚上9、10点钟，这使得胡天伟也觉得浑身是干劲。“晚9点半打电话到办公室领导还在开会，你能偷懒吗？”身材结实皮肤黝黑的胡天伟说。

　　胡学的专业是旅游，在挂甲峪村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实践也加深了他对旅游的理解。“什么叫旅游，差异就是旅游，在村里想找个万里

长城，那我没有，但是半山腰弄个小木屋，城里人在大城市呆腻了周末过来和朋友喝喝酒，那有。”胡天伟一张嘴，脑子里的想法就像煮熟的蹦豆一样蹦了出来。

　　“三年以后？我想为村里做的是十年后影响他们的事。”胡天伟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他正热衷于为村子布局搞个整体规划。

　　胡的同学认为，他的乐观一是由于领导对他的影响，使他没有犹豫忧虑的时间，二也是由于胡自己的想法比较活。

　　左停认为，大学生去农村，两边都不能抱过高的希望。大学生支持农村是一个渠道，但不应被认为是惟一的渠道。不是解决了一村一个大学生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中国农村的发展，从历史来看，真正起到实质效果的举措都是农民自己发现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壮大。

　　胡天伟和王志斌是林业大学的同学，他们刚来的时候，一位他们还不知姓名的干部讲：你们32个人里将来出一个镇党委书记，这试验就算成功！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