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油价下的大国抉择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中美两国在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稳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责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9月11日在杭州表示。两天后，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凯伦·哈伯特与张国宝举行第二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并达成共识，未来将以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作为两国的合作重点。

　　较之去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中美能源对话时所笼罩的“中国能源威胁论”、“反对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相比，这一次似乎更预示着中美能源合作进入实质阶段。尤其在近两年高油价的逼迫下，不仅中美之间，而是需求侧主要国家联合起来，建立起统一机制，与资源国展开对话，这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但大国间如何放弃既有的成见和猜忌，维持合作与竞争的平衡，将是一个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寻找油田的同时，也在不断努力建立石油储备体系、寻求替代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进行产业调整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维持全球生态平衡等。中国启动神华煤变油项目、计划大规模运用乙醇汽油等，即是为此努力的证明。然而煤变油、乙醇汽油可否大规模应用？当前，中国建立石油储备的时机是否成熟？这些都值得深思。

　　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诚邀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查道炯，齐聚本期“天下论衡”，纵论当前高油价下的大国策略和责任，是为中国能源系列第二篇。

　　本报记者 刘 巍 北京报道

　　1. 中美能源合作

　　主持人：2006年9月13日，第二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在浙江杭州举行，双方都表达出友好合作的意愿。而此前，中美在能源领域竞争气氛很浓，甚至产生冲突。这是否意味着中美能源关系上的一种转变？

　　董秀成：应该可以下这样的结论。美、中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消费国，合作对双方是一个互利的局面。如果消费大国之间不协调立场和机制，那就只能是更加激烈的竞争，甚至在某些地区产生不必要的冲突，进而推高油价，这对整个世界的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两国现在强调合作，至少反映出两个含义。一是近几年的高油价，对双方经济都产生了影响，双方意识到需要建立合作。二是两国都是消费大国，如果能够合作，有利于抑制本国石油消费。比如在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美中各有自己的经验，可以互相协调、借鉴。而对于中国来说，不仅要与美国合作，中俄、中日、中欧之间也存在类似问题。

　　查道炯：其实，并不是美国或中国政府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有了新的变化，而是更容易被媒体跟踪的舆论环境出现了变化。早在1979年1月，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便代表双方政府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定每五年续签一次,目前依然有效。根据该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高能物理、空间、环境保护、核安全、能源效率等30多个领域签署了34个合作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在双方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中美两国的能源科技人员、能源政策讨论等方面组织了3万多个合作项目。另外，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油气公司通过合作开发或控股的方式，一直在参与中国陆地和近海的油气资源开发。

　　国家间在能源领域的交往问题，与国内的能源问题一样，涉及能源政策、能源技术和能源外交三大领域。人们通常更容易注意政府能源外交方面的言辞和举动，而忽视了其它两个方面。

　　主持人：之前美国对中国从南美以及非洲购买资源，已明确表示不悦。但中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能源供应保障。有人甚至认为，中美之间的能源冲突不可避免，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两国的合作前景？双方是否具有合作基础？

　　查道炯：这要看我们所说的“美国”指的是哪个政府部门。对中国在南美及非洲市场从事上游开发活动持批评态度的是美国国会，更具体的说，是部分国会议员于2000年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参加中国能源外交及能源政策的美国专家也不全是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

　　美国政府行政当局中，能源部负责与中国在能源领域合作。能源部在2006年3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称：对中国从全球能源贸易市场“移走”(remove)石油的指责并没有道理，因为中国公司在海外为获得“份额油”而进行的投资，从效果上讲，与中国从国际石油公开市场购买并没有不同。

　　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建立了较全面的基础：推动在中国境内节能、能源结构多元化、开发新能源和可替代能源。当然，如果中美两国政府能够为中美两国的能源公司在第三国从事能源开发和加工、在国际能源贸易市场上为稳定供应和油价变化而合作，那将是对全球能源经济的莫大的贡献。

　　其实，“冲突”与“合作”之间的分水岭并不是那么清楚。一家公司接受另一家公司的并购，我们一般称之为“合作”，但是，从事同一产业的公司间的商业利益总是冲突的。国家与公司有类似的地方。中美有各自的能源供应保障机制。试图获取同一个海外资源的局面难免出现，也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地看作是冲突或合作，而是要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去看是联手还是独自行事。

　　林伯强：我觉得中美之间对能源的争夺还不如中日之间的争夺激烈，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国家，走的输油通道都是同一条，具有很强的趋同性。而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量上，只有中国的能源消耗量足够大到能威胁美国，危险的冲突才可能爆发。目前中国的需求强劲主要表现在增长速度上，在绝对量上对美国还不构成威胁。但要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消费量还很低，所以美国会感觉到中国带来的潜在威胁很大。再者，美国比较担心的是，不愿意中国去他们不想去进行能源合作的地方，因为会影响到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执行。但中国同样面临难处，美国想让我们去的地方，大部分能源已经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控制或影响，中国很难进得去。

　　主持人：中国的崛起以及对能源的迫切需求，已引发西方国家的危机感，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就是一个例子。但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哈伯特接受本报访问时也说，优尼科事件双方存在误解，她要向中国解释，这并不是他们的政策，他们“欢迎中国的投资”，如何理解哈伯特的态度？而中国在收购海外油气资源时又如何避免对方出现反弹和恐慌情绪？

　　林伯强：作为美国官方，肯定会这么解释，但是具体操作时恐怕该误解的还会继续误解。其实大多数国家对本国大石油公司被收购都会进行一定干预，毕竟石油公司与一般企业不同，如果换成美国到中国收购油企，同样也会遇到一定程度的阻挠。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肯定要坚持，但为了避免其它国家产生反弹情绪，中国政府应该注意两点：一方面，政府从宣传、外交上必须为企业提供帮助。但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尽量不要在财务上介入，现在石油企业是国有，融资的银行也是国有，并购很容易被误解为政府行为，这个要尽量避免。此外，作为企业，走出去是一个长远之计，短期动作不宜太大、太快，否则会让人感觉到你迫不及待、不计代价，购买海外资源时肯定处于下风。

　　董秀成：中国的油企作为股份制公司，应该以商业运作为主，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跨国石油企业也是公司战略所在，因为国际上大的石油公司没有一个是完全立足在本土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或者对外宣传时，不宜过分强调本国公司走出去战略。

　　查道炯：未来是否继续在美国收购资产，得从多方面去判断。这些年的大宗海外竞购案提醒我们一个道理：在美国投资也必须评估美国市场的政治风险。可惜的是，我们的媒体讨论往往走极端：要么认为钱决定一切，要么认为政治决定一切。所幸的是，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方法能为我们的企业走向海外所用。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国际政治不是高墙学府或政府外交部门所要考虑的问题而已。其实，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的选题，就有不少是企业向大学和研究所提出帮助回答的问题。甚至可以说，美国企业的国际化需求是推动美国国际政治问题研究的重要来源之一。

　　2. 消费国结盟?

　　主持人：刚才林先生提到，在对海外能源资源的渴求和争夺上，中日之间的问题甚至较中美更为尖锐：两国不仅同样资源紧缺，在石油资源来源渠道上也有趋同性。目前，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供给分别占到两国石油进口总量的50%和87%，且均经由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到达两国。现在中国与美国已经展开能源合作对话，那么中国与日本能源合作前景如何？

　　林伯强：在能源方面，日本比美国更没安全感，因为日本国内没有资源，而且美国的节能潜力也比日本大，美国还是一个能源相对浪费的社会。所以，中日的竞争比中美之间更为激烈，加之两国存在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恐怕合作会更难，但在能合作的地方应尽量合作。

　　其实不仅中国与日本，而是消费大国之间都应该合作，因为需求侧的合作可以向供应方发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信号。需求侧自身的竞争越强，能源供给方越会感觉到能源稀缺，价格必然抬高，尽管对能源布局却没有太大影响。

　　董秀成：我认为中日两国的主要矛盾不在经济领域，而是一个政治症结。如果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两国在能源领域也会建立一套合作机制。

　　查道炯：中日之间在能源领域也有较好的、由政府推动的合作历程。仅举一例：位于北京，于1996年5月5日建成投入使用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已经运行了10年整。事实上，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都有范围广泛的能源消费技术、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

　　如果把中外能源合作对话简单地理解为通过对话改善中国获取境外能源资源供应量上的外部环境，那是一种短视思维。近年，一方面中国的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国际

石油价格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持续的高速增长表明

中国经济成功消化了依赖进口所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不论“中国能源威胁论”在国外政治界和舆论界多么有市场，中国的能源进口，从源头到运输途径都没有受到蓄意阻挠。也就是说，中国没有遭受到最直接的能源安全威胁，即境外能源供应中断的打击。

　　与此同时，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业项目的广泛存在增加了实现节能降耗目标的困难，而且阻止同类产业重复建设的难度依然存在。过去几年，中国在钢铁等初级产品生产方面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形。产能过剩所导致的寻求出口市场的必要却因国际上供需情形的变化而不得不接受价格走低。这样，中国的相关产业便把自己锁进了一个恶性循环的产业经济链条。所幸的是，自2004年以来，节能降耗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之转变的重要切入口。所以，我更看重如何利用政府间对话更有效地应对国内能源经济中的挑战。

　　主持人：据报道，印度、中国、美国、日本与韩国五国能源部长将于10月在北京举行能源会议时，可能首次签署一项“共同努力”稳定油价方案，包括确保国际市场稳定及维护能源安全。如何看待其作用？

　　查道炯：类似的努力已经有不少。全球能源贸易市场已经开始面临的状态是：由于进口国和出口国政府之间没有达成能源贸易条件上的一致，也由于能源价格的走高以及对未来可供开采的能源量在减少的担忧，出口国找到了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的机遇。越来越多的出口国力图穷尽其经济与政治空间，达到既能保障其需求市场又能将能源贸易条件作为其外交关系筹码之目的。

　　我们要等相关会议所提出的方案公布之后才有基础观察它的逻辑。至于是否有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董秀成：最近两年

国际油价高涨，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供求关系造成的，更多的是政治因素、投机因素，这也充分说明了消费国与资源国之间没有一个合作机制，大的能源消费国之间没有良好的合作。比如，美国的经济实力强、承受力大，所以之前可能对油价上涨比较放任。其实假如两年前，中、美、日、欧盟以及印度等国能联合起来，建立一套共同机制，国际油价可能不会涨到那么高。而油价高到目前这个程度后，几个消费大国都意识到了共同的威胁——长此以往对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不利，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一旦受到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可能就会出现衰退。我想这个会开完后，油价应该会进一步回落，这将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林伯强：我认为意义非常重大。这五个国家的能源需求已经占到全球的50%左右，拥有一定话语权，如果能够联合起来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进行对话，对稳定国际原油市场有很大好处。但与OPEC不同，他们是有组织、有策划的绑在一起，而这五个国家在很多情况下立场不同，本身之间就有矛盾，所以很难判断他们能合作到什么程度。

　　3. 中国能源新战略

　　主持人：中国能源需求非常强劲，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提出，中国应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稳定世界能源市场。比如不应该试图控制全球的能源供应，应该在世界能源市场按照市场价格采购能源。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林伯强：我想问问中国怎么不负责了。如果说中国用比较高的价格来采购，那卖方不便宜卖给我们，我们能怎么办？如果说中国不应该出去收购油田，而是应该去市场上买石油，那么美国为什么不问问自己是怎么做的？

　　查道炯：据我所知，美国公司采购的石油中40%来自其境外份额油或长期贸易协定投资，而中国的进口石油则有95%是从国际公开市场购买的。

　　林伯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本身需求应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考虑，尽量节约能源，寻求替代品、抑制需求、进行产业调整，建立石油储备系统，我认为做到这些就可以说是能源市场中负责任的大国了。无原则退让和人云亦云，不在成为负责任的能源大国的工作大纲里。

　　董秀成：这种观点本身又是一种误解，不过是给西方国家一些对华不友好的政客或学者提供了一个说辞——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石油紧缺，所以不计手段、不计成本地去获取国际资源。其实所谓的负责任这种说法我不完全认同，油价趋高并不是因为中国，而是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包括西方国家的放任态度。当然，中国的确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减缓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事实上，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各种努力，包括节能、提高利用效率，甚至出台降低能耗20%的硬指标。

　　主持人：您认为十一五期间把能耗降低20%可行么？

　　董秀成：我比较乐观。因为中国的很多问题不能简单地按照这种经济数字去看，行政手段还起很大作用。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中央和各个地方政府存在目标不完全一致、能源使用仍存在普遍的浪费现象，节约能源的潜力很大。如果对地方政府或者大企业有一个硬性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在上项目的时候，就会考虑这个项目所要消耗的能源，不合适的项目就可以不上。但以前很多地方政府只要能把GDP提上去，什么样的大项目都敢上。所以我认为这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林伯强：我个人认为十一五期间能耗降低20%的目标很难实现。因为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节能，都有一个时间差，不可能马上实现。但如果在十一五期间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下一个五年规划中，解决能耗问题还是非常可能的。

　　目前，中国在相关政策方面应该有所转变，比如国家如何鼓励替代能源的开发等。举一个例子，风电本身成本就高，国家又不适当给予高电价，这必然会打压风电的发展。其实风电所占的比例很小，即便价格高一点，对整个电价水平也不会有明显影响，何况价格不是批一次就一成不变的，以后还可以下降。另外，风电市场本来就小，现在还片面追求设备国产化，导致一些项目一拖再拖。其实，风不用来发电，也是白白吹过去了，而煤炭挖一吨就少一吨，如果把这个机会成本(耗尽溢价)加上，再考虑到环境成本，价格高的风电就不一定贵。所以，中国制定政策时，应该把目标放得更长远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是有成本的。

　　查道炯：政府制定的这个减排目标，即使不能实现，也开启了一个努力方向。如何节能、降耗，有很多政策和提案。关键是：不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府政策头上；同时，政策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制衡能源经济链条中的利益和利益交换。节能降耗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而节能降耗所要做的是提高一个社会公益。从这个认知去调整、执行政策，需要努力的参与者很多。

　　我担心的是，在能源价格走低的时候，社会开始失去节能降耗的动力。我们过去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受害的首先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社会。

　　主持人：目前，中国很多企业都在探索替代能源，如“煤变油”、“乙醇汽油”等，这些技术对改善中国能源紧张局面到底有多大意义？

　　林伯强：煤变油对中国来说，顶多作为战略储备的一个补充。所谓煤多油少，只是相对而言，其实中国人均煤占有量并不高，用一种稀缺资源去替代另一种稀缺资源，是不经济的。而且控制煤变油的规模很重要，大规模煤变油会抬高煤价，减低油价。而且设施投资特别大，一旦建起来就必须应用，很可能造成骑虎难下的窘境。

　　我认为在煤变油的规模上，中国不应该超越美国。美国进行煤变油的条件比中国好，煤多，水资源也不像中国这么短缺，为什么美国人并没有大规模的去操作？直白地说，就是哪个国家进行煤变油，其他国家都会高兴，因为煤变油可以增加石油供应，降低国际油价，大家都受益，而我们刚刚分析过，进行煤变油的那个国家风险大，可能没有太大好处。

　　董秀成：总体上说，寻求替代能源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毕竟替代能源数量有限，而且成本相对较高。但是我不反对搞“煤变油”等技术的探索，补充一点，对石油的消耗就小一点，但不宜大规模或一窝蜂地去搞。最典型的就是乙醇汽油，它消耗的是粮食，而我国粮食并不富裕，所以我觉得大规模推广是不现实的。再如煤变油，是从一种能源变成另外一种，本身也在消耗能源，应该慎重。

　　主持人：关于中国建立石油储备争论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应建立储备机制，应对高油价的挑战，但日前美国能源助理部长哈伯特女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石油储备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能源供应中断，而非影响价格的工具，您如何看待？

　　查道炯：石油储备的理论设计包括应对能源供应中断、影响价格变化两个方面。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从纯理论的角度看，一个有效应对能源供应中断的储备体系，应该是储备设施遍布全国的主要工业和人口中心，因为那样的布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提供充足的供应对付人们因供应中断所产生的恐慌。但是，国家这么大，一个遍布全国的储备体系投资和维护的费用都相当高，只能一步一步的来。

　　至于中国建立足够庞大的石油储备，并参与国际间协调平抑油价波动的一部分，当然符合共同维护全球利益的逻辑。但是，这只能是一个远景目标。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量力而行。

　　林伯强：理论上，战略石油储备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比如油路突然中断。但事实上，很难界定什么是突发事件，在油价高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到一个突发事件的。我觉得实践中各国建立石油储备更大的意义在于抑制投机力量。储备越大，投机力量越小，因为各国一旦动用储备平抑价格，对投机商的打击是致命的，所以他们不敢过分猖狂。如果现在世界各国都没有石油储备，你能想象吗？那会是投机商的天堂，可能油价今天是60美元/桶，后天就70美元/桶了。

　　董秀成：我们通常说石油储备体系，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石油储备两部分。前者主要应对供应中断，比如遇到战争、飓风等；后者是以运营商，包括炼厂、销售企业等为主建立的一套储备系统。

　　美国的商业储备系统非常发达，而且纯粹是企业自己的决策，政府不进行任何干预；而日本、欧洲国家的商业储备体系与国家战略储备体系都纳入国家管辖范围，只不过商业储备体系以企业自己决定为主，但政府会有一定限制，比如规定最低的义务储备量。

　　对中国来说，我认为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和商业石油储备体系都应该发展，尤其应该鼓励和扶持商业储备，这样才能平抑价格。政府可以给油企建商业储备提供优惠贷款、税收优惠等，来鼓励企业进行储备。但同时，又要规定企业的义务储备量。如果这个系统比较完备，去年珠三角缺油的现象绝对不会出现。而战略储备占用的财政支出太大，而且本身不赚钱，所以我主张要量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