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攻专利的骗子们

　　在这个分工细致的时代，那些民间发明人，却不得不一肩担下从发明创造、专利申请、维护到产品转化过程中的所有角色。这种“单打独斗”，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他们摆脱不了的麻烦

　　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位发明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专利。

　　发明家是令人敬佩的，在多数人看来，拥有了自己的专利，似乎也随之会“名利双收”。但是错了，等待他们的，是说不完的“麻烦”。

　　聪明人？傻瓜？

　　2005年1 月5 日，熊开怀的麻烦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一天是他所申请专利的公布日。专利不大，只是解决了水性笔不能重复使用，浪费资源的问题。不过，它却让这位贵州的建筑工程师放弃了年薪10万元的工作。

　　“那天起，两个月内，我收到了近60封信件。”他说。这些信件有的在专利公布当日就寄出了：或是声称他的专利获奖了，或是声称可以为他发布信息。

　　刚开始熊开怀很开心，他需要这些机构帮助他实现专利的价值。不过慢慢地他开始怀疑，这里面有骗子。

　　“我比较慎重。但是一封都不相信，可能吗？有公章、有案例、有协议、有地址。”熊仔细看了这些信件之后，被两个单位发来的信函打动了——一家声称自己是《XX信息报》，一家声称自己是《XX科技报》。他上网查了信函中留下地址和网址，发现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就试着和这两家单位进行联系。

　　联系的结果让熊开怀吃惊，这两家单位开口就要钱：一个要1860元，一个要1100元。熊开始犹豫不决。那几天，两家报社不断有电话打来，告诉他“我们为你推荐，急需材料”，“有人已经在看你的项目了”，“一个月之内就能办成”。

　　熊半信半疑，决定一试。三周后，这两家单位的网站上登出关于他专利的消息，不过总共只有400 多字，只是寥寥介绍，不像它们承诺的“重点推荐”。

　　让他更失望的是，随后这两家单位突然“消失”了，也没有任何投资人和他联系。两个月后，他觉得自己上当了。但这只是个开始。

　　2005年3 月，熊开怀收到了参加“2005年春季国际对华投融资合作项目洽谈会”的通知。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洽谈地点在友谊宾馆。“规格这么高，肯定不会是假的。”于是，熊开怀交了1800元的会费，前往北京。

　　与会的投资方有50多家。熊开怀一连谈了10余家。最后选择了美国索富达国际集团。按照这个集团的要求，他花了15000 元做了商业计划书。8 月31日，他又按要求交了17500 元，做了价值评估报告。索富达告诉他：两个月内，无论是否对其进行投资，都会给予回复。但事情过去1 年多了，至今仍音讯全无。

　　“不抱什么希望了。”熊开怀说。他甚至不想再追究之前主办洽谈会的是不是假中介，那个“索富达”是不是假投资公司，因为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

　　熊开怀的遭遇不是个案。在一个“博派专利论坛”上，一个题为《专利授权后，来骗钱的骗子公司汇总》的帖子人气很旺。发帖时间是2005年10月，至今还有人继续跟帖，不断列出一串串“骗子公司”的名单。

　　“他们的经历和我差不多。”熊说。看到这么多“雷同”的遭遇，他觉得“很悲哀”。

　　“发明人是疯子，想把它转化成商品的发明人就是傻子。”李向东说，他也是民间发明人，当然，也是受害者。

　　请个律师？成为律师？

　　“他们需要个律师。”面对记者的询问，金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雷春晖这样说，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刘永沛也这样说，他们对《专利法》颇有研究。

　　“我需要个律师？”熊开怀有些惊讶。他之前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是在贵州聘请呢，还是在北京聘请？”

　　几分钟的思索后，他觉得这不可行，“会很贵”，到现在都不断有单位声称能帮他找到投资者。若每次都请个律师来鉴别真伪，实在承担不起。

　　“靠中介寻找投资、合作，这很困难。”一位专利代理人说。“技术中介需要对法律和技术都很在行，这样的人很少，因而也很少有技术中介能够对专利方和投资方都进行正确评估。”而且即使有这样的中介，他们也未必会认真去做。

　　“成本很高，民间发明人承受得起吗？”

　　“还是自己成为律师好。”熊开怀和李向东们面临的现实，让他们自己成为自己的“律师”。

　　“我已经有一定的识别能力了。当我碰到那些看起来很‘真’的信件时，我会反复核对。比方说打电话询问；查他们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企业类别、营业范围；网络上是否有对他们不好的言论等。”李向东说。自申请专利后，他手边就多了《专利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文本，而且本本都翻得卷了页。

　　熊开怀现在也谨慎得像个律师。8 月中旬，他收到《关于全面清查全国专利市场商业欺诈工作的通知》。函件中称，该单位将“联合国家有关部门及北京多家律师事务所”，“严厉打击假中介、假科技单位、假投资公司”，因而“需要各位专利人配合”。

　　熊开怀并没立即“配合”，先寻思了一番这个所谓“打假机构”到底是真是假。这一点，让他自己都觉得可笑。

　　全能战士？

　　“一步步走来，我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熊开怀说。他也知道，他学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角色该做的事。

　　获得风险投资的想法破灭后，熊开怀决定自己创业。现在的成果是，他已经做了20多支运用了他专利的笔，分给了他的亲戚朋友使用。

　　“我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一套零件的模具要十来万元，模具的日生产量可以达到一万件。”熊开怀说。

　　他还详细考虑了场地、雇工、流动资金等问题。准备下一步去往上海、浙江等地，与一些企业洽谈合作的事情。

　　但李向东的经验让他乐观不起来。“我曾经也尝试着这么做过。但要不断完善产品以适应市场，又要做策划者，又要做经营者。谁那么全能？”李向东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专家张平教授介绍，国外非职务发明人常常有行业背景，因而一旦发明成功，马上会有企业看好。除此之外，国外成熟的技术贸易公司会收购一些技术，并且予以培养完善。

　　很不幸，在中国，这样的条件还不具备。熊开怀们没有行业知名度，也没办法将自己的专利转让给技术贸易公司。“如果不想放弃，我们就得尝试各种各样的做法。”李向东说。

　　不可改变？

　　“我不相信这样的困境走不出来，所以我不断地改变思路和对策。”李向东说。

　　不过，当他发现他手中的技术转让很难、创业也很难时，他开始考虑放弃自己的专利。因为，保持专利有效而需要交给专利管理部门的年费，一年比一年高。

　　8 月16日，他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上看到《专利法》修改征求意见时，就立刻留言表示，国家应该规定少收费用，多给奖励，并为民间发明人提供更多商品转化的机会。

　　第二天，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在大连市“民间发明大赛”颁奖仪式上的发言，让李觉得有了些希望，政策开始“向民间发明人倾斜”。田在这次仪式上呼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中介机构、社会各界、新闻媒体“都来关心、支持民间发明家”。

　　但这种倾斜在专业人士看来并不真实。一位专利代理人打比方说：“现在的《专利法》像是富人俱乐部，穷人只能在外面看热闹。”

　　“可是国外也有大量独立发明人，并且在不断增加。他们怎么不像我们一样艰难？”李向东不服气。他如此向专家发问，并列出事实论据：“美国2000年有1.6 万多名独立发明人获得了专利，比1999年增加了近30%。”

　　“一个是单打独斗，好像手工作坊；一个是镶嵌在产业之中，发明之前就有产业背景，发明之中有诸多技术、信息、工具支持，发明之后有一套转化机制服务。能一样吗？”专家反问。事实上，李向东搜集到的一些资料也表明，由于企业和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导向和服务，国外的发明者可以埋头钻研。最近几年，欧美各国都增设了鼓励独立发明人的服务机制。例如美国成立了“发明人协助办公室”，以进一步拓展为独立发明人服务的范围。

　　但对中国的发明人来说，麻烦还很多。“手机防盗打”的发明人解文武在获得专利半年后，发现国内某著名IT厂商侵犯了他的专利权，便多次与该公司交涉。

　　协商不成，只能提起诉讼。耗时一年多后，解文武败诉，随后“身心俱疲”。

　　“我们只会帮助大企业，因为他们给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利代理人说。

　　李向东和熊开怀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虽然他们现在觉得“已经够麻烦的了”。

　　“我时常会困惑。”李向东说。

　　“我觉得很孤独。”熊开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