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期待力争上游的一次鱼跃

　　生产成本的过快增长，就可能抵消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中国企业要想获得“话语权”，只能向产业链的上游走，获取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毫无疑问，难度会大于中国以往任何一次产业升级。”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丁力说，“这将是‘中国制造’一次惊险的飞跃”

　　本报记者 陈婧 李溯婉 发自广州

　　刚到夏威夷2个月的新移民米雪·梁(Michelle Leung)很快养成了一个与当地许多居民同样的习惯：每周一次开车30分钟前往郊区的超市进行疯狂采购。在她拖回来的硕大塑料袋和牛皮纸包里，餐具、毛巾、卫生纸、衣服、食品和调味品堆成小山，这些东西上面总有一个标签在晃来晃去：“中国制造”(madeinChina)。

　　谈起她所去过的夏威夷几个大超市，米雪·梁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几乎你能见的，你所能想的，90%都是‘中国制造’。”

　　然而，当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像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的时候，也在无形中蕴藏了危机，这其中有自身存在的种种弱点，也有国际贸易大环境改变所造成的影响。

　　“中国制造”的软肋

　　中国制造的玩具占全球产量的70%，鞋类产品大约占全球产量的50%，彩电占全球产量的45%，空调占全球产量的30%，纺织品服装贸易占全球的24%，等等。在多个行业中，中国都位居全球第一大生产国和第一大出口国。

　　这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制造”，具有一种共性的生产模式：利用自身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受国际大企业委托进行生产，具体如下：

　　美日欧国际品牌商(或大型零售商)定出技术标准，按照效率原则向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发出订单；

　　日本、东南亚、中国港台等地的企业成为订单的第一承接人。研发、创新和部分生产环节被留在当地(ODM，原始设计制造商)，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则转移到中国内地、越南和印度等地，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进行贴牌生产；

　　贴牌生产的企业组织完成最终的生产过程：其资金有的来自日本、东南亚、中国港台，有的则是本地民间资本；生产资料有的从境外采购，有的在中国境内采购，劳动力则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村；

　　产品经过品牌商指定的检验机构认可后，被贴上品牌商的标签，沿着品牌商所掌控的销售渠道被摆上世界各国市场的货架。

　　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这种贴牌生产的“中国制造”模式为中国GDP及外贸的快速增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十五”期间，最具“中国制造”特色的加工贸易出口在我国出口贸易出口额中所占比例为55%左右。其中广东省以其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贴牌生产最密集的区域。

　　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内地有效利用了劳动力及其他资源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受惠；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在“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下，中国代工企业只赚取少量加工费——根据广东省2004年的相关统计，这类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2.8%。却将耗能过大、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留给政府解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已有人探讨‘中国制造’模式的转型问题，时至今日这一转型仍未能完成，而危害却已经袭来。”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说。

　　巨额顺差下的“双失衡”

　　1994年至2005年，“中国制造”为中国带来了长达11年的国际贸易顺差。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1至8月我国进出口累计顺差已经增大到946.6亿美元。

　　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从根本上反映了全球制造业持续向中国转移。对此，学者们并不乐观，因为巨额顺差已经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双失衡。

　　“外部失衡表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内部失衡表现在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和投资低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说。

　　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和GDP之比)达到60%，2005年达到64%，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得我国产品供给结构受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约束较大：一方面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另一方面过多投资进入加工贸易部门，导致产品结构长期保留在中低端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密集型。

　　进一步看，“双顺差”带来了长期的产能结构过剩和储蓄过剩：国内需求难以启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又将继续增大央行因对冲外汇占款而投放的基础货币，目前我国外汇占款达到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60%，这将导致流动性进一步过剩，助长了银行信贷的冲动，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导致产能过剩。同时，追求加工贸易出口还加剧了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

　　“巨额顺差呈现刚性，这是由我国的经济结构决定的。”何帆说。在他看来，顺差的扩大还将继续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制造”的多重考验

　　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国际采购条件变更及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在考验“中国制造”的承受力。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李成钢日前指出，中国今年外贸依然强劲增长，全年贸易顺差有望突破1200亿美元，以及多哈回合谈判刚被宣布无限期中止，贸易自由化遭遇重大挫折，这些因素将使中国在今后一两年面临着比现在更为严峻的贸易摩擦。

　　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美欧消费、亚洲加工”的全球贸易格局，短期内迅速调整、实现贸易平衡的难度很大。

　　“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将会导致中国对欧美出口竞争力下降，亚洲几个经济体有可能再次将部分产业往东南亚转移，而且越南、老挝、印尼等在劳动力成本上有相对优势。但是，目前与欧美顺差的格局暂时还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贸易摩擦也依然随之存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非部副主任宋志勇说。

　　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全球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去年，全球共采取反倾销措施131起，其中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有40起。自中国入世至今年6月底，共有32个国家或地区针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措施调查288起，涉案金额71亿美元。李成钢谈道，除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反垄断、337知识产权调查等这些常规武器外,各种隐蔽性强的技术性壁垒、绿色壁垒也在不断出现，这有可能对“中国制造”更具有杀伤力。此外，贸易摩擦正由企业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制度层面延伸，例如欧美在人民币汇率、劳工权利等方面向中国施压。这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应对的难度，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自去年7月人民币汇改一次性升值2%以来，人民币在13个月里的累计升值幅度为2%。月均升值仅13个点左右，月均升值幅度为0.15%。随着贸易顺差拉大，人民币依然存在升值的压力，美国和欧盟就此不时向中国政府施压，这对中国出口企业形成很大的压力。

　　“中国制造”成本进入加速上升期

　　2004年下半年至今，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大幅上升不断压缩“中国制造”的利润空间。目前，以“中国制造”主要基地珠三角为例，该地区企业在加工贸易中获得的平均利润率在3%~5%左右。丁力预计成本大幅上升将使企业利润空间在3~5年内消耗殆尽。

　　“塑料的价格连年来大幅上涨，目前的价格上涨了1万多元/吨，比去年又将近翻了一倍，但我们玩具出口价格上涨大约只有5%，企业陷入了生存危机。”东莞一家玩具企业负责人向本报记者大吐苦水。

　　国际油价从2004年由年初30美元/桶飙升至2006年上半年73美元/桶，对珠三角用油或石油副产品较多的陶瓷、建材、服装、玩具等行业带来很大困难；除石油外，其他资源性产品价格也呈大幅上升态势，据IMF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一季度非能源初级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4%，而铝、铜、锌价格涨幅分别高达27.5%、51.2%和70.5%。

　　土地和环保成本也呈现上涨趋势。企业要加大在治理废气、污水和废料等方面的支出。此外，劳动力成本也在大幅增加。为缓解2003年以来珠三角各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2006年9月1日开始广东各地已经实施了省政府新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该标准，各地市最低工资的平均涨幅超过18%，而深圳实施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810元/月，与此同时，位于长三角的上海、浙江和江苏也不甘落后地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浮了10%左右。

　　“这表明‘中国制造’的成本进入了加速上升期。”丁力说。“中国制造”将何去何从？

　　随着印度经济发展重点从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2005年超过2/3的外国投资进入了印度制造业。2006财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印度制造业增长率达到10年来的最高纪录11.2%。

　　尽管在制造业产业规模上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制造业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中国；而据一些学者推算，若干年后印度的壮年劳动力数量将超过中国，20年后“中国制造”或被“印度制造”所取代；但考虑到印度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只有中国的1/7，欠缺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对国内产业的过分保护，这个目标可能被延缓。

　　瑞典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博尔耶·瑞辛格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曾表示：中国内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完整的产业链，使包括宜家在内的瑞典企业更愿意在中国选择代工厂。

　　学者们担心的问题是，如果生产成本的过快增长，就可能抵消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毕竟越南的平均工资为35~45美元，合人民币400元左右，大约是广东省的1/2。

　　根据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说法，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利润将沿着产业链流向上游的标准制定者；

　　新的生产模式和利润分配格局已经形成：美日欧国际品牌商(或大型零售商)掌握着渠道、品牌和标准。他们拥有最高的定价权，享受丰厚的利润；产业链的中端，日本、东南亚等地掌握研发力量，拥有较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并赚取研发费用；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企业利用生产要素廉价的比较优势赚取加工费用。

　　“在经济一体化下，中国代工企业已经不能被称为‘世界工厂’，而仅仅是一个制造车间。”丁力说。

　　丁力认为中国企业要想获得“话语权”，只能向产业链的上游走，获取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毫无疑问，难度会大于中国以往任何一次产业升级。”他说，“这将是‘中国制造’一次惊险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