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有时候尖锐，有时候温情

　　本报记者 刘溜 北京报道

　　“讨厌他的人讨厌到咬牙切齿，喜欢他的人喜欢到毫无保留”，韩东这话说的是他的老朋友朱文，能引起这样两种极端态度的人往往其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作品。朱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身份上说，他当过电厂锅炉工、诗人、作家、导演，九十年代末正当其小说风头正健之时，他却一身轻松地放下小说，跑到北京当起了导演。这让韩东止不住惊叹，“这个人的身上蕴含着几乎是无穷的可能性”，用朱文自己的话说，“我需要空间”。

　　他生性不羁，像江湖人一样对正统的秩序充满了不屑。与韩东搞“断裂”问卷调查，他说“让鲁迅靠边站一站”，从此与文坛决裂。某次被拉去参加茅盾文学奖座谈会，看到与会者纷纷向茅盾奖评委申诉和乞怜，他很不耐烦，站起来说了一句“茅盾文学奖是狗屎”，一句话便结束了闹剧，也断了自己的后路。

　　他有一句名言，“写诗像做爱，写小说像生孩子”，后来又补上“拍电影则像搞大工程”。在诗中，他是沉默而节制的，用很低的声音说话。在小说中，他是诚实的、尖锐的、勇敢的，语言痛快淋漓，就像瀑布哗哗哗地往下落。在现有的两部电影中，《海鲜》保持着愤青式的尖锐，《云的南方》则流露出中老年的温情。

　　他说自己“有时候很尖锐，有时候比较温情，一个真实的人一定是这样的”。

　　本质性作家

　　南京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作家圈，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名字叫做“他们”，这拨人是韩东、朱文、于小韦、丁当、吴晨骏、刘立杆、鲁羊以及年轻一辈的曹寇、赵志明等人。朱文当年在工厂当锅炉工，在三班倒之余拼命写作。

　　到1999年为止，朱文总共写了80万字，觉得自己写得够多的了，自那后再没写过一个字。直到现在，他的声名也远没有达到大众化的程度，小说的印量很小，一直不太容易买到，爱好者们以在论坛上传贴其小说并交流看法为乐趣，可以说朱文是作家中的作家，在写作圈内具有相当大的力场，他的写作影响了一批人，不少年轻作家如李红旗、李师江等都自承深受其影响。

　　朱文的写作深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状况，他以高度的耐心与热情去描述吃喝拉撒、无目的的游荡、突如其来的意外，展示生活中最百无聊赖、最微不足道、最容易被我们自己忽略的琐屑细节，陌生、荒诞，然而这又正是我们所熟悉而又麻木不仁的。他说，“无聊之处见真知”。

　　他的笔下有无聊而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有压抑了大半辈子的老年人，有破罐子破摔的艺术圈女性，他不替他们辩解，也不对他们作出评判，他尊重并理解这些人，让他们自主地在各种关系和命运里浮沉，在迎面而来的诱惑和打击前，或是一再被羞辱，或是偶然地重获尊严。

　　朱文曾说，“一个好的小说家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首先对他自己而言必须是必要的，它只能来自你诚实敏锐的心灵。写出一个你的能力可以达到的最高级、最完善复杂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应该写出的与你有着血肉联系的那个故事。我把后一类作家叫本质性作家。我很难接受还有另一类作家”。现在他补充说，本质性写作的意思是要回到源头，回到最初的感动。他拒绝让那些貌似深刻、貌似博大的因素渗入到写作中，他说，“对一个严肃自律的作家来说，他最糟糕的作品里也有着隶属于他本人的当时的最紧张的心灵焦灼”，写作是一个自我沟通过程，与自己的心灵共同生活。他还说，“我精神上对写作的需要远远甚于写作对我的需要”。

　　这样的态度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他的小说有一种直面并深入现实与心灵的精神品质，独立并强悍，不讨好不避讳，不自我感动也不试图感动、怜悯他人，像一个挖土机一样看准地方直接挖掘下去，入木三分又势不可挡。他的语言酣畅淋漓，飞扬，恣意，兴之所至，读起来非常痛快。

　　彻底地抛弃既有的标准，向许多事物发起进攻，必定要遭到很多人的反击，1990年代中后期，《我爱美元》出来后，朱文被人称为“流氓作家”。《我爱美元》并不算朱文最好的小说，但因为其激烈的反叛姿态而成为他最出名的作品，它写的是“我”带着父亲找小姐的事情，这部小说几乎让朱文的父亲身败名裂，朱文由此深感这种老是写“我”的方式很有祸害。

　　从自我到不太自我

　　在朱文十余年的小说生涯中，其作品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早期的小说往往以“小丁”即“我”为主角，围绕“小丁”的心理情绪和游荡行为而展开，主观性很强，有很多“小丁”的直接独白。而在后来的小说中，“我”通常成了旁观者，目击他人的挣扎、放任或沉沦，“我”不再处于中心位置。这个转变很重要，一般认为他后来的小说更成熟，叙事更精湛，视野更广阔。

　　早期的小说有《去赵国的邯郸》、《弟弟的演奏》、《我爱美元》以及《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作品，这些小说都打上了主人公“我”即小丁的强烈印迹，小丁——一个叛逆、怀疑、喜欢四处晃荡寻找刺激的年轻人，他的内心被虚无感包围，处于极度的焦灼之中，他质问、愤怒、寻求、忍受，跟自我左冲右突、不得安宁。《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小丁向父亲问了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你已经活了那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不想到去死”。我还记得几年前看到这个地方时所受的震惊。

　　“我”还会置身事外般成为另一个我的旁观者，身心分裂。《弟弟的演奏》中，“我”被迫与脸色腊黄、切除子宫的女上司栾玲保持令人恶心的性关系，“在激情丧失的尽头，我没想到厌恶也能成为另一种激情”，这时栾玲要求中止这段历时两年多的罪恶关系，“但是我不答应，我坚持着，我要看到自己欲望的界限”，“我知道我的热情没有方向，没有结果，没有意义”。也许这种热情便是加谬所说的“荒谬的激情”。

　　这样的自我关系是异常紧张的，这样的写作方式对于写作者而言意味着非同一般的残酷，在如此激烈的对撞中，写作者很难全身而退。所以韩东说：“朱文的方式就是要不断地回到自己，把自己当作了一条道路、一座桥梁，流淌于天上地下的‘精神之流’将从此经过，伤及自身。这样的写作是献身性的。但不因献身的意义而变得悲壮，同时他也是坚实而痛快的。”

　　朱文后来的小说更愿意讲故事，不再跟自我周旋，与早期的相比，写作变得明快、收放自如；语言也更加酣畅，有一泻千里之势。有两篇已经成为了写作圈内的经典，它们是《段丽在古城南京》和《胡老师，今天下午去打篮球吗》，都收入了朱文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达马的语气》中。段丽，一个混迹于艺术圈内的女人，被一个无耻的画家骗走了爱情和金钱，她试图怀上他的孩子，在躲往乡下的时候被追上，腹部被一阵猛踹，从此后段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滥货。

　　《胡老师，今天下午去打篮球吗》的故事是这样的，年轻时的胡老师在打篮球时认识了范红，最后碰见时范红的眼神有些异样，后来范红跳河自杀，她留下的私生子小强被胡老师夫妇收为养子，之后经历了爱人病故、儿媳出走、儿子离家，胡老师一个人带着孙女小兰过活，小兰越长越像范红。“想到了范红，我就想到了篮球，就想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就想到了我久已淡漠的压抑。我多次做梦又梦见自己在球场上奔跑，梦见球场上那一次次短暂的身体接触。人是多么软弱呀，尤其是像我这种行将就木的人，我根本没有力量去对抗那只已经在铁笼子里被禁锢了几十年的野兽。在小兰十三岁那年，我终于做出了那件令人不齿的事情，并以此否定了自己不足称道的一生。”他这才明白当年范红看他的最后一眼，那正是已埋伏好的命运。

　　可怜又可厌、破罐子破摔的段丽，和一生多难、被命运绊倒的胡老师，这些在生活中受尽伤害和羞辱的男女，在朱文的笔下，终于获得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说，“他们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他们就是我们”。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