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新规实施 外资在不安中守望

　　本报记者　田甜 王延春 北京报道

　　在中国一项针对外资并购的新规定正式实施一周后，一些外资风险投资家说他们感到“不安”，之前活跃在中国并购市场上的外资投行似乎也开始了观望。

　　“已经有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外资机构知难而退了”，一位外资投行人士称。

　　对中国外资政策风向的猜测在持续。在这样一个政策敏感时期，他们在等待另外一只“靴子”掉下来——细化了的外资并购政策。

　　红筹困顿

　　9月14日，北京。八位风险投资家、律师开起了闭门会。把这些声名显赫的大忙人吸引在一起的，正是9月8日生效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这个规定8月8日由商务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委颁布。

　　这些投资家和律师至为关心的，是这份新文件对离岸创业投资基金目前通行的“红筹模式”、返程投资等投资架构的有关规定。

　　“红筹模式”，是指境内企业实际控制人以个人名义在开曼群岛、维京和百慕大等离岸中心设立壳公司，再以境内股权或资产对壳公司增资扩股，并收购境内企业的资产，以境外壳公司名义达到曲线境外上市的目的。

　　许多“假外资、真内资”的并购行为因此出现，这也引发了有关部门关于资本外逃的关注。

　　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两次发文，意在封堵资本外逃，但这也殃及一些真正的红筹企业，红筹上市之路一度堵塞，直至当年10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75号文，红筹上市之路重开。

　　而在并购新规生效之后，红筹上市必须首先经过商务部审批。

　　新规定明确，今后境内公司和自然人通过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并购境内关联公司，必须向商务部报批。当事各方还需要进行关联关系说明。如果双方属于同一个实际控制人的，应该向审批机关披露最终控制人，并就评估结果是否符合市场公允价值进行解释。

　　启明创投董事总经理邝子平说：“新的规定必然对审批速度、投入等具体环节产生影响，需要和律师去谈，现在基本情况是看项目容易，做项目难了。”

　　“对于VC或是投资企业来说，红筹上市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公司结构上必须做的事情、必须走的道路，而不是简单地为了收购而收购。” 邝子平说，“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必须是海外注册，这是无法回避和绕开的。”

　　而一位参与过多个VC项目的律师也表示，如果不去海外注册一个壳公司，那么，在国内市场上，这个企业就将被定性为合资企业，它所享受的就是合资企业法，但在国内合资企业法中并没有有效的措施保护小股东的利益，更没有优先股的概念。

　　这对VC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开曼群岛、维京、百慕大等离岸中心则可以提供这些帮助。”他说。

　　业内人士认为，该政策还是为了防止资本外逃，同时阻击操作不规范的企业。然而在VC看来，新规将导致高昂的上市成本。由于新规出台意味着企业至少要通过商务部、外管局和证监会的审批，审批程序加长了，红筹上市至少要比以前多花2至3个月的时间成本，这样，不确定性也大了。

　　所以，“不论是投资、上市、退出，各个角度都有影响。”一位与会的律师说。

　　从目前的情况看，《规定》的出台，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已经在国内完成返程投资、处在上市申请中，但还未通过国外交易所聆讯的企业。因为政策的变化，国外交易所需要欲上市的企业补充出具相关部门的批文才让企业上市。

　　道琼斯VentureOne和安永华明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06年第二季度，总部设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公司共获得54笔风险投资，投资额4.8亿美元，是两年半以来的最高季度投资额。而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地区共有85笔投资，投资总额达7.6亿美元。

　　但是现在，“新的规定当中，细则的不明确是一个盲点。” 邝子平说，“规定出台的头几个月，甚至半年，VC将无所适从。”

　　几天前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被认为是搭上了“末班车”。

　　观望期?

　　一位与会律师说，VC真正担心的也许不是并购新规带来的冲击，问题是具体操作上的细节没有明确，这对外资而言是一种“不安”。

　　不安的不仅仅是VC。

　　瑞银与北京政券的协议将在本月末到期。如果未获决策部门批准，凯雷与徐工的并购协议也将在10月下旬终止。有消息说，凯雷已经更改了并购方案，在新的方案中，凯雷只占49%的股权，而整个项目中增加了新的并购机构，但消息并未得到凯雷和徐工的证实。同样等待的还有准备入主双汇的高盛。

　　这些并购都遭到了相关行业协会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反对，甚至上升至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而9月8日生效的并购新规在一些重要环节政策依然模糊。比如新规没有明确何谓“重点行业”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一位投行人士说，山西某地的政府机构就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终止了与他的客户的煤矿合作项目。他的客户10年前就开始在当地投资，今年这个项目刚刚进入回报期。

　　并购新规确定，市场占有率超过20%要向政府机构报告，一位外资投行人士也认为太过含糊。20%也好、25%也好，这个比例的参照系是什么？是在什么范围内的规定？譬如说啤酒，是在啤酒行业中计算呢？还是放在整个酒类企业中进行计算？他说：“这种模糊几乎让人无法操作。”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外资选择了观望。

　　一家著名国际投行负责中国并购业务的负责人已经被调往其他项目小组，他原来的工作处于暂停状态。另外一家近几年在中国活动频繁的外资投行也不再接手项目。几家大的投行甚至开始改变热捧中国并购市场的说法。

　　“如果处理不好，对外资将会是很大的伤害。”某外资投行人士说，“中国是外资青睐之地，但并非必选之地。”一些新兴经济体给国际资本提供了更好的投资条件。印度、韩国、越南等国家最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了它们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这些国家在外汇管制、审批手续甚至民族情绪上一般都不会为外资设置障碍。

　　“已经有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外资机构知难而退了，对于一个进入陌生市场的机构而言，安全、合规也许比效益、回报更为重要。”这位投行人士说。

　　向左走，向右走

　　在9月8日召开的厦门投资贸易洽谈会上，中国副总理吴仪表示，中国要成功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仍需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有效地吸收外资。

　　商务部有关人士透露，并购新规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下一步将结合国家《产业指导目录》和《外商投资指导目录》，明确规定哪些是重点产业，哪些需要审查和举行听证。

　　该人士解释说，提出提高外资质量决不是要“关门”，我们会坚持稳定的外资政策。但也的确到了调整引进外资结构的时间。“今后对外资的态度不是照收不误，高科技、高技术的外资企业才是受欢迎的。”

　　不过，“不安”的声音并没有就此消除。国内产业部门限制外资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9月初，一份“加强管理装备制造业重组并购”的文件草案被提交至发改委，各行业还将提交限制外资并购的企业名单。另有消息说，

　　一位外资企业的负责人说：“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非常非常担心，我们的投资计划怎么定呢？”

　　外国投资者明显感受到了政策的变化。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主席贺瑞凯说，我已经感觉到中国不再欢迎技术落后的外资和影响到当地就业的外资了。不过他认为，中国目前仍以吸引外来投资为主要目标，但这一局面在不久的将来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双向的投资理念，以及“走出去”的创业先锋们。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晓红说，我们强调产业安全，但不能“泛政治化”；我们要牢记“拉美陷阱”的惨痛教训，但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作用同样会错失商机。

　　一些商务官员担心，对外资的“妖魔化”最终可能伤及

　　商务部世贸司司长李仲周说，一些行业纷纷以经济安全为借口，反对外资进入，这个风很不正常。现在搞的外资企业还以为，中国开始不欢迎外资了。

　　这样的争论和一些政策的调整，给了外资不好的信号——中国又要收回去吗？他说，“这样下去，我担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下降，增长质量会下降。因为中国是靠外需拉动的，开放市场对中国有利。”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