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会议中国的发展模式实录

　　2006年9月10-11日，在国家发改委特别指导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的2006中国企业高峰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会议主题是：“着力创新，持续发展：中国的创新之路”。新浪财经独家进行图文直播，以下为开幕式会议“中国的发展模式：创新与变革？”实录：

　　主持人：Nik Gowing(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台著名主持人)

　　我是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台主持人，五年计划，不光是一个计划，也是一个技术发展的路线图，非常大赛车的路线图，赛车规则就是重新制定，确保最好的发挥，现在中国从数字技术获益匪浅，手机每年增长很多，而且赛车速度非常快，五年计划刚刚开始，而且时钟在嘀嗒嘀嗒在走，因此我希望在未来的两个小时解释一下中国很多企业的经营模式在发生改变，技术革新和国内消费已经是中国经济的驱动力，市场分配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我想在五年计划中可以更好地解释，刚才副总理先生说，不光是要增长，同时要改变在解决污染方面和节能方面做很大的改变，跟发展中国家相比，节能方面恰恰有十倍的差距，确实有很多需要澄清的地方，机会是很多的，而且有很多的期望，副总理刚才已经说了，不光是速度，同时也要质量。

　　发改委的官员说，不光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防止长期对环境的影响，我想请听另外一个发言者请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先介绍一下，然后Baba N.Kalyani来自印度巴勒特锻造有限公司，它有两亿美元重庆的投资，另外就像副总理所说的，企业家有很多的机会，他怎么看待新的计划、新的憧憬、新的希望。陈元先生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也是我们的这次会议的联合主席，陈同海：是中国中石化公司董事长，最后请日本外务省副大臣盐崎恭久先生，首先请张晓强。

　　张晓强：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这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国的国庆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中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阶段，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呈现递减趋势，同时中国的耕地、淡水、能源和矿产资源都相对短缺，这一矛盾在今后一个时期，将更加突出，因此必须从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加快按转变为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走自主创新的科学发展之路，从面临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高，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目前中国70%的数控机床，80%以上的集成电路依靠进口，一部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与竞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围绕国家的重大需求推进重点基础科学研究，加快关键领域的高技术研究，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实现重大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重点跨越，要增强集成创新能力，整合科技资源，实施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在信息、资源、环境、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产业核心技术的集成创新与突破，带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要增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中国将走开放式创新之路，在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要有效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强重大技术创新和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为发展提供支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有新举措。

　　从发展改革委的职责看，主要是做好3方面的工作：1、搞好规划，进一步落实“十一五”规划，在编制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信息化规划以及能源等相关产业的专项规划中，明确提高产业和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重点、实现途径和政策措施。2、提升能力，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海洋综合考察团等若干重大科学工程，继续支持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加大对生物、水资源、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的国家工程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支持力度，推进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等方面的发展，健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围绕节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十大产业技术创新技术工程。在先进船舶、高速轨道交通等方面组织实施十大装备研制。3、创新机制。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做好科技资源共享的顶层设计，打破资源分散封闭的状况，促进社会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要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研究制定鼓励科技投入，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创业投资机制的相关政策措施。中国将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在此进程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规模与水平将不断提高，从而对世界的发展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Nik Gowing：

　　张先生，五年计划中，你有多少是很关注的问题，有些不能完成，因为我们的变化可能太多了，可能不能做出这种变化？

　　张晓强：

　　我想在中国确定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这样大的前提之下，目前“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这种依靠创新推动发展的目标，通过我们各项政策措施的制定，完全有条件在“十一五”期间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和突破。

　　Nik Gowing：

　　太好了，我们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Baba N.Kalyani先生，你作为投资者，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你介绍一下你今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好的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Baba N.Kalyani：

　　谢谢，首先我想再回过头来给大家讲一讲历史，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先生两百多年前，中国和印度规模是非常大的，中国当时，占世界的25%的全球GDP，印度占全球的18%，但是20—30年之后会看到同样幅度的发展，当然现在美国现在是最成功的世界上经济发展的例子，大家都看到了，在很多方面美国成功的故事实际上和现在的发展是没法比的，世界上没有看到两个国家同时发展起飞，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都在印度和中国，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要考虑一下怎样对我们的经济进行重新的设计，在今后十年之后，是不是能够实现我们今后确定的目标。如果这个能够实现的话，有一些工作我们必须要做，有一些战略调整我们必须要朝这个方向来做，下面我想强调指出这些重要的战略方面的调整。

　　如果大家看看今天制造行业的情况，这方面和我关系比较大，我们发现，在很多的领域中，有一些非常大的过度的投资，造成生产能力的过剩，另外在很多领域中银行贷款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转回来，另外外国技术和创新方面我们过去依赖过多，前一个发言者讲到了，一会儿再讲创新。过度依赖外国，对我们于是有一些问题，当然中国还有一些落后的地区，不像北京、上海其他发达地区，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长春有一个工厂，要想在长春找称职的人就非常不好找，在上海就非常好找称职的技术人员。另外进到国际市场进行出口，我们的出口占35%，印度现在占出口的12%，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是今后非常重大的转移，也就是我们在政策上应该怎么样调整，这样才能不断增加国内市场参与到GDP的发展，一种方法就是把重点不断放在服务行业上，而不是放在制造方面。贸易顺差不断导致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很多人讲到的问题，在媒体上也讲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中国和印度都有关系，或者和我们这些国家有关的问题，就是城市之间的差别、不平等，因此内部会造成一些不稳定。下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加以解决，刚才中国副总理在开场白的时候已经讲到，怎么样把它纳入到增长框架中，在印度我们有一个全国共同的增长的方式，但是我们有各种不同解决方案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关键根本建立全面发展的政策就是首先研究一下基本人口中绝大部分的需求：教育、饮水、卫生等等，我们忽视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都把重点过去放在城市的发展，在印度有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过度重视城市的发展，农村经济得到很少，这就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Nik Gowing：

　　五年计划和实现能力之间到底有哪些联系和脱节的地方，你可能讲到北京和上海都有一些情况，有很多的公司没有这样的人才，可能需要三五年才能完成这样的情况。

　　Baba N.Kalyani：

　　你讲得很对，现在有两个问题，中国的领导人现在采取很多的方法、措施，增加教育的发展，但是不要忘记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现在正在赛跑，好像很难追上前面的人，并不是把重点非常放在非常大的城市商。

　　Nik Gowing：

　　你认为现在平衡了吗？

　　Baba N.Kalyani：我认为现在还没有，我希望现在采取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措施才能实行平衡协调发展。

　　Nik Gowing：

　　下面我请陈元先生发言，他是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

　　陈元：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经济在过去很长时期内持续增长，今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科技自主创新，只有不断探索和加快建设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新路子，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产业发展之路，才能提高国家和企业整体竞争力，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我国许多产业虽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失去了许多应得的利益，因此中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必须建立自己的创新队伍和自主研发平台，进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核心技术。

　　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市场建设的方法，支持了一大批高新技术和自主创新项目，如深圳华为、中兴通讯、联想集团、大唐、奇瑞汽车等等，目的就要促进一大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具有带动作用的企业迅速发展，下一步开发银行将积极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发展，促进关键技术创新，重点扶持龙头企业搭建健康平台，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Nik Gowing：

　　行长先生，银行贷款会不会被退回来？你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

　　陈元：

　　用在技术领域里头的贷款，现在正在迅速逐年增长，我想现在已经达到数百亿的规模，而且还再继续增长。很多新兴企业这方面非常有潜力，对我们来说还要解决另一个银行融资的门槛，大量的支持中小科技创新企业，这方面我们在开始。我们有势力为创新企业和项目提供融资。这并不是我们的劣势，这是我们的优势。

　　Nik Gowing：

　　下一个发言是由陈同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同海：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首先主持人给了我240秒的发言时间，我特别要强调，石油石化行业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中国石化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到目前，我仍然面临着三个大的挑战：第一挑战，社会和市场需要我提供更为节约能源型和环保型的产品。第二个挑战，我在生产能源化工产品过程中，对于环境和资源消耗的要求。第三个挑战，需要我寻找更多新的能源，包括一些过去我们讲得非常规能源，如沥青砂、沥青油和油砂油，包括开发生物能源等。作为公司的发展或者对社会的责任来讲，离不开对环保、环境和资源消耗的问题，所以本公司每年申请的专利在500到1000项左右，目前公司的有效专利是所有中国企业当中最多的一家，所以要解决这三个挑战，只能不断进行技术和体制的创新，否则将被社会摒弃，将被市场淘汰。

　　Nik Gowing：

　　当然了，产业有很长时间差的问题，政治上会不会对你们有很大的预期，但是环境的消耗和能源的消耗和投资这方面的周期会不会有一个不匹配？也就是说，你的周期和五年周期是不是能匹配？是不是有时间差？

　　陈同海：

　　这种时间差很正常，也可能超前，比方对汽柴油研究，已经超前国标标准还要前面，我们已经完成第三代的新产品的生产准备，也已经储备一批生产汽柴油的重大技术，对于有一些由于我们的研发和投入的指导来不及，可能会产生一些滞后的现象，但是从总体的指标来看，我很有信心完成政府交给我所有节约能源、节约资源和控制环境污染的所有指标。

　　Nik Gowing：

　　下面听听日本方面的观点，日本外务省副大臣盐崎恭久，日本也经过同样的挑战，二三十年 前业面临同样的挑战，日本经历和中国看到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盐崎恭久：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谈谈中国的经济问题，谈谈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追上，再过十年十五年，名义上超过日本经济的总量，但是问题是，中国的增长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管理这方面的模式，比方说中国经济有计划的特性，它有计划性的特点，我们经历五十年代、六十年多、七十年代经历的模式有一点不想象，通过海外援助支持中国的发展，还有私营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投资，在过去的十年里也帮助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向大家保证，日本政府从9月26号开始也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崛起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机会，而不是针对我们的危险。说到这儿以后，还是有一些风险，我们必须考虑注意这些风险。

　　首先，宏观调控工具手段，我们认为应该需要更多，比如说中国银行需要更多独立监控的自主性，人民币的控制、

汇率市场应该更加透明、更加灵活，你们恐怕也能同意吧，在座的人恐怕都能同意。

　　另外我们这样行政的指导，日本过去搞了很多这样的工作，行政的指导，政府的指导，中国行政的指导恐怕并不是能够像我们预期那样进行运作。有一些政府原因释然。我们治理的体系，我们市场参与者认为中国的主要的商业银行管理层由政府任命这方面会不会影响银行和产业这方面、公司治理情况，我们的股东没有足够的声音和发言权。第三，需要更多的透明需要有更大的透明度，国际银行的分析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不良贷款比例有多大，他们看法不同，很有意思一点，国际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同意分析家的观点，我们有更多社会稳定性，在我们看来有巨大不平等，城乡的差别很大，我们还报道社会的波动和情况，养老体系社会再分配的体系，社会分配体系必须改良，我们需要指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共享全球价值，比如言论自由，民主，所有这些在中国都应该提升这些价值观。更加自由先进的，由需求推动增长。

　　Nik Gowing：

　　陈先生能不能对此做一些评论，比如说对日本外务省副大臣的透明度做一个反映，比如说银行体系有什么这方面的情况呢？另外一点还提到了，比如说独立性。

　　陈同海：

　　透明度很简单，我们现在已经在美国、伦敦、香港三地上市的公司，都有国际会计事务所按照联交所的要求，做全年的审计，所以对公司的透明度来讲，不成问题，每年按期披露、准确披露，所以银行操作问题，因为本人是在石化公司，不了解银行的操作情况。

　　Nik Gowing：

　　张先生能不能谈一谈日本外务省副大臣提到的问题，他担心到底你们为我们未来五年改革的计划，另外他有一些担心，您能对此做一些反映吗？

　　张晓强：

　　应该说中国20多年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改革和开放，所以在今后五年里边，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继续深化改革这方面的改革应该说题目非常丰富，包括政府行政管理的改革要深化，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要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要深化，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很明确提出，通过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为中国“十一五”规划目标实现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强大的动力。

　　Nik Gowing：

　　但是您刚才讲了要更多的独立性。

　　张晓强：

　　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来看，一方面我们认为，在发展的进程中，要加强和国际的交流合作，同时又必须增强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应该说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一个客观的、大的趋势，同时您刚才也提到，日本的贵宾也提到，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这样一个大国，它的透明度、人权和法制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想对此中国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首先在发展理念上就强调了要贯彻以人为本，要建设法制型国家，以及在整个发展进程中，通过管理体制和法制的建设增加政府管理和各方面的透明度，这些在我们这几年的进程中已经能够不断地看到成果，但是还不够，我们将做出更大的努力。

　　Nik Gowing：

　　关于城乡之间不平等、差异很大，你是不是也担心呢？对你们来说是威胁还是挑战，因为中国有雄心，在五年计划中，城乡差距是不是很大的挑战呢？

　　张晓亲：

　　城乡发展的差距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正因为如此，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方针，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展开，但是我们将把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作为“十一五”规划和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Nik Gowing：

　　Baba N.Kalyani先生，你有没有觉得在目前运营中有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呢？

　　Baba N.Kalyani：

　　我们感到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在运营的地方找到合适有才能的员工，主要是我介绍了这个原因，实际上缺少有才华的人员、高素质的员工，他们多数的人都去了大城市，因为在大城市机会更好，工作也更好，公子爷更高，所以我想有必要有系统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转到这些地区。

　　提问：

　　刚才很多人已经讲了，中国要更多地创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方面，但是和中国比较起来，中国有很多的科学家不断从大学毕业，在未来的三年里，比我们在美国整个大学毕业生都要多，这么多有才能的人从中国的大学毕业，但是我们做哪些方面的工作，把工程技术、科学人才变成他们真正能够创新的人员，能够实现刚才你们讲得雄心计划方面的人。

　　Nik Gowing：

　　张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方法呢？到底未来到底你有这方面什么样的计划。

　　张晓强：

　　目前对于如何使我们的科技人才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推进创新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使得企业能够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在企业发挥作用，因为企业毕竟是创新和市场的主体。第二在中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我们要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使得他们在更宽松的环境发挥积极性，进行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活动不仅要限于基础研究和学术，而且更注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三，通过鼓励企业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结合，以及推进创业投资这样机制的完善，鼓励更多的科学技术人员，通过创新自己的创新以及和企业的合作创新更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Nik Gowing：

　　从中国石化的角度来看，你也缺少有才华的人吗？你也缺少，还是你感到这方面有人才缺乏这方面的压力吗？

　　陈同海：

　　好的人员永远是缺乏的，优秀的人才对我来讲是缺乏的，要不断地培养，所以我每年花相当大的投资要培训员工，运用相当多的研究经费给他们组织创新，争取他们的不断的成长。

　　Nik Gowing：

　　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想法，我们失去哪些，没有重视到哪些，如果更快做这方面的改进呢？

　　Baba N.Kalyani：

　　刚才那位先生提出创新的问题我想回答一下，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标准或者说建筑模块，创新需要量点，第一点你需要有非常强劲有利的IPR保护知识产权和法制的体系，确保创新能够得到尊重，我们在印度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有同样的经历。第二，你需要有自由市场类型的推动力，通过风险投资，同时还有风险投资为导向的驱动力增加创新的水平和创新的能力，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两点要做很多的工作。

　　Nik Gowing：

　　从中国开发行的角度来说，你是怎么看的地如何在这方面推动风险投资呢？

　　陈元：

　　已经连续六年支持风险创业投资公司，包括中国的公司，也包括和几个外国合资开办的一些公司，当然现在规模还不大，但是我们希望这项努力能够最终覆盖到所有的重要的城市和重要的企业、大学，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Nik Gowing：

　　当你说这一点的时候，你承诺的这些金融资源能不能满足那些企业创新需求呢？

　　陈元：

　　中国现在有40万亿人民币的金融资产，每年居民存款已经达到十几万亿，而且有大量的外汇存款，从金融资源来说是有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些资源能够更好地投入到风险创业技术进步上去，这样的市场和体制正在发展当中，现在很缺乏的是市场和体制的发展。

　　提问：

　　我来自于印度，我是问张先生的，我们听到很多改革的问题，你们讲了五年计划的问题，如何确保透明度，能够真正地保证透明度的产生和发展？

　　张晓强：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的进程中，对于您所谈到透明度的问题是不断做出努力，比如说政府的决策过程，现在是不断提高透明度，包括政府决策，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包括最高人民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通过相关审计制度的完善，对政府管理效率和资金使用情况增强、监督，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审计署每年都对政府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并且公布包括问题在内的审计结果。我们在“十一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就广泛地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在网上征集到的对“十一五”规划修改意见就超过了一万条，当然在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立法、行政管理各个环节进一步增强透明度。

　　Nik Gowing：

　　张先生，对收集到这些数据的质量你放心吗？

　　张晓强：

　　应该说中国统计f数据存在着某些不足，比如说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表示政绩突出，有些数据存在失真，但是纵向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的历史，我认为中国统计数据真实性不断提高。

　　提问：

　　大家都意识到，讲到发展的问题，大家充满了兴趣，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改进公开部门的管理工作，北京通过哪些政策，如何在几千公里之外小地方得到很好的实施，怎样提高信息水平和避免他们的腐败，怎样更好地提高责任制度的问题。

　　张晓强：

　　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中央镇压有关政策如何能够在地方以至于基层得到有效的贯彻，应该坦率地讲，不是中央所有好的政策都能够在基层得到充分的执行，这里面有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要求，也有

公务员素质的提高，也有整个管理机构如何能够妥善处理好全局与局部近期和长远的利益关系，因此还要通过包括财政税收体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等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全国上下政策的协调性。至于您说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过程中，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是高度重视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我想除了我们通过法制的建设、完善、群众的监督，媒体的监督等等之外，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整个国家向着一种民主、机制化的反腐和长期有效地反腐机制完善，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Nik Gowing：

　　我想问一下Baba N.Kalyani，公共管理部门的问题，因为印度也有这样的问题，当然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问题，这是全球的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是否能够讲一讲，你们是怎么样解决公共部门管理的问题，怎么样推动管理的提高。

　　Baba N.Kalyani：

　　我们和中国企业打交道感觉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建立一种互信，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我觉得任何企业做任何的活动，建立信任，说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做起来非常复杂，尤其是考虑到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样的现实，不过我们在各国员工之间的融合过程还是不错的。

　　提问：

　　我从事风险投资方面的工作，风险投资大家讲了几次，70%的风险投资来自外国资本，不过中国今年紧跟美国风险投资方面投资额世界第二，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专利方面申请的树立在剧增，我担心的是，中国怎么样有一个有效的转移的机制，把那些科研成果化作实际的成果？怎么样把这些知识进行商业化，怎样转变成生产力？

　　张晓强：

　　我想您说的是一个客观情况，中国科研机构和院校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率比较低，还不到10%，如何能够促进这种科技成果更有效转化，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将有利于成果转化的效率提高。二、通过多种方式特别是创业投资、风险资本以及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科技成果的持有者，能够有多种方式把它的成果转化为可应用的技术和生产。三、中国要积极地推动以企业为主体，但是企业和科学研究机构相互结合的一种技术创新体系。

　　陈元：

　　企业科学技术的需求和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当中是需要相当好的融资机制的，而且可以通过融资机制使科研更好和经济结合起来，中国这方面发展比较慢，如果这方面改善的话，更加加快科研向商品的转化。

　　Nik Gowing：

　　陈先生从化工的角度说两句。

　　陈同海：

　　刚才讲了类似像知识产权保护，像法制建设方面的问题，也讲了风险投资融资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技术转化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从研究的力量不少，但是搞工程开发的力量和能力不够强，所以转化水平不高。

　　Nik Gowing：

　　我来自德勤中国，刚才曾总理和张主任谈了很多篇幅就是关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应用，实际上来说，从发改委来说或者从开发银行或者从企业来说，管理创新是否在政府角度、企业角度、银行的角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十一五”规划里面必须要改革的呢？

　　Nik Gowing：

　　张先生，也许我们刚才讲到管理的问题，但是大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培养很多管理人员。

　　张晓强：

　　实际上这位先生关心的不仅仅是管理人员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通过整个体制创新，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整体创新，也就是说，包括政府的行政管理，包括有关金融管理，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化改革，只有通过经济体制一系列的创新才能够使得科技创新真正能够实现。比如说在过去三年，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管理，中央政府的行政审批实际上已经从1500项减少到了大约500项。2004年中国政府对投资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过去企业的投资都要政府来审核，从2004年以后，企业的投资除非是重大和限制性的将全部实行备案制，由企业自主决策，我想这方面的创新才能够为科技创新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当然还有有关的法律建设。

　　提问：

　　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大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企业需要的人才特别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需要的人才没有，所需要的人才跟不上，高分低能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制度应该很好地改进。

　　第二个问题，创新，我们讲原始性的创新，但是有了原始性的创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现在很多行业的领导人是叶公好龙的人，我希望发改委的领导和开发银行的领导回答这个问题。

　　张晓强：

　　我认为您提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像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今年就要接近四百万人，但是又缺人，又有一些大学生不能够很好地就业，至少我从个人的经验感到，这里头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大学的教育模式或者说教育结构和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完全适应，培养出来的一些人无论是专业还是工作能力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就是我们说到中国一些教育是应付考试式的教育，而不是能力素质的教育。

　　第二，我们现在要以企业为主体实现创新，如何能够建立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人才愿意到企业工作，应该说这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要制定相关的政策。

　　第三，我们整个社会观念和社会教育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几千年重视读书，但是往往认为读完书以后最好的出路做官员或者是做科学家，在今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教育培养的人才在整个社会上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量的人才真正发挥作用的场所是在市场经济中，在企业中。

　　Nik Gowing：

　　交换脑筋非常好，我觉得在过去将近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内，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讲到很多脱节的问题，我们的任重道远。